经过 40 年的研究，艾伦·瓦茨发现，过度思考是焦虑、自我怀疑和不幸福的根源。

下面是他总结的 5 个关键思维方式，帮你摆脱过度思考，找回内心的自由：🧵

1）“如果你无法全身心活在当下，那你就根本没有真正活过。”
——艾伦·瓦茨

过度思考让你要么沉浸在过去，要么担忧未来，但幸福只存在于“此时此刻”。

如果你无法学会活在当下，大脑总会制造痛苦，让你陷入无尽的烦恼。

2）你越想控制自己的思维，它就越混乱。

瓦茨提出的“逆向法则”指出：

“当你拼命想浮在水面上时，反而会下沉；但当你放松，顺其自然时，你却能漂浮起来。”

过度执着只会让你越来越焦虑，无法真正享受生活。

3）观察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评判它们

“一个整天不停思考的人，最终脑子里只有想法，而不是现实。他会与真实世界脱节。”

只有固执的人才会被自己的想法困住。

想要内心平静，就不要被念头牵着走，让它们自由流动。
学会当一个旁观者，观察你的想法，而不是被它们左右。

4）追求“绝对的安全感”只会让你更焦虑。

“渴望安全感，和缺乏安全感，本质上是同一回事。”

焦虑往往来自“想把一切都想清楚”。

内心平静 = 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
真正的快乐 = 关注当下的体验

别纠结未来的不确定性，学会享受当下。

5）不要把思考“生活”当成真正的生活

瓦茨认为：直觉比过度分析更重要。

– 做决定时，与其反复纠结，不如相信自己的直觉。
– 害怕未来时，与其焦虑不安，不如去真正体验当下。

不要活在分析和假设里，去真正“活着”。

6）你不需要解决所有问题

艾伦·瓦茨认为，强迫自己马上做决定，只会让大脑越来越累。

正确的方法是：

• 先收集信息
• 然后暂时放下，不要逼自己立即想出答案
• 让你的潜意识去消化
• 相信答案会自然而然浮现

给你的直觉和内心留点空间，它们远比你想象的更强大。

Sitting Bull: Immortal Native Icon

他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印第安人。但他的性格远比传说中要复杂得多。

坐牛。他的名字令人敬畏。力量。崇敬。它代表了美国原住民与天定命运抗争的勇气和英勇。他的名字与美国陆军最伟大的战争英雄对战的最伟大原住民胜利同义：小大角战役。卡斯特的最后一战。油腻草地之战。

1876 年 6 月 25 日，那个血腥的日子发生在蒙大拿州南部草山上的克罗保留地的小大角河附近。拉科塔人、达科他人、北夏延人和阿拉帕霍人联合起来对抗第 7 骑兵团。拉科塔族最伟大的三位酋长坐牛、疯马和加尔在战斗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众所周知，在战斗之前，坐牛有一个强烈的幻觉，他看到许多士兵“像蚱蜢一样密集”，倒在拉科塔族营地里。他相信这个幻觉预示着一场血腥的胜利，许多士兵将被杀死。这个幻觉成真了。

印第安人的彻底胜利尤其让美国白人和军方感到震惊，因为这场胜利发生在整个国家庆祝建国 100 周年的前一周。大约一周后举行的游行、庆典、庆祝活动和烟火表演都被他们最伟大的印第安战士和印第安战争冠军的惨败和血腥死亡所笼罩。

虽然疯马和加尔与小大角战役确实有关联，但坐牛才是与这场战役最相关的土著名字。但讽刺的是，坐牛实际上并没有参加这场战斗。坐牛在战斗前领导了圣丹斯仪式，恳求伟大的神灵瓦坎坦卡让他们的战士们变得强大。在此过程中，他在战斗前砍了胳膊 50 到 100 次，跳了 36 个小时的舞。他因为过度劳累而虚弱无力，无法骑马。奥格拉拉战争首领疯马实际上领导了与第 7 骑兵团的初次战斗。但由于坐牛是聚集强大力量对抗陆军的主要煽动者之一，因此他被视为领导者。

1. 泰国甲米的克拉比海滩

 

2. 意大利的卡斯特罗马里纳的“飞机”

 

3. 西班牙的Morro海湾

 

4. 希腊的扎卡图岛

5. 意大利撒丁岛的马斯瓦自然泳池

 

6. 俄勒冈州的炮滩 “电脑病毒”中的石头。

 

7. 泰国通往大西洋的小路

 

8. 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波拉波拉岛

 

9. 意大利撒丁岛的莫伦蒂斯角

 

10. 墨西哥的隐秘海滩

11. 意大利撒丁岛的克里斯塔尔湾

 

12. 澳大利亚的怀特海滩

 

13. 克罗地亚的Zlatni Rat海滩

 

14. 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法卡拉瓦岛

 

15. 意大利撒丁岛的克里斯塔尔湾 最近被认为是欧洲最美丽的海滩和世界第二美丽的海滩。

 

1. 1945 年，日本长崎，一名男孩背着他已故的弟弟在火葬场排队等候。

 

2.巴黎人类动物园，1905 年。 人类动物园确实存在，主要在欧洲和美洲，动物园展览的既有亚洲人，也有美洲原住民和非洲人

 

3.在叙利亚，地震发生 17 小时后，人们发现一名 7 岁女孩在废墟下，她用手捂住弟弟的头以保护他。两人都安全脱险。

 

4.正在接受精神疾病治疗的病人，德国，1890 年

 

5. 一位父亲盯着他五岁女儿被砍下来的手和脚，她因未能完成每日橡胶配额而被砍断手脚，比属刚果，1904 年

 

6. 1958 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的“人体动物园”里的一名刚果女孩

 

7.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一名巴西男孩在他的老师的葬礼上拉小提琴并哭泣，正是他的老师把他从贫困和犯罪中拯救出来。 这张照片被认为是现代历史上最令人感动的照片之一！

 

8. 1937 年，34 岁的荷马·皮尔在田纳西州麦迪逊维尔的法院台阶上亲吻他 12 岁的新娘

 

9. 1921 年冬天，一对来自萨马拉州的苏联夫妇在市场摊位上出售人体遗骸。那一年，苏联正遭受一场毁灭性的饥荒，最终导致 500 万人死亡，无数人为了生存而吃人肉。

 

10. 1955 年的照片，一位父亲把一个关在笼子里的非洲小孩带回家给他的孩子们玩。

 

11. 乔治·麦克劳林 (George McLaurin)，第一位被俄克拉荷马大学录取的非裔美国学生，与白人学生分开，1948 年。

 

12. 一位母亲遮住脸出售她的孩子（美国芝加哥，1948 年）。

 

1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失去七个儿子的一位苏联妇女。

 

14. 1932 年大萧条期间，一名男子正在寻找工作

 

15.一名与癌症抗争的妇女在去世前 18 小时与她一生的挚爱结婚

 

16.刚果民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于 1961 年在反对其领导的比利时当局的参与下遭暗杀。 他的尸体被肢解，溶解在酸中，他的牙齿被当作战利品。

 

17.一名 83 岁的退役海军陆战队员履行了他在越南掩体中与朋友许下的诺言，最后一次站岗

 

18.在澳大利亚怀德纳姆监狱被锁链的土著男子

 

 

没有发现文字

三星堆遗址的挖掘至今没有发现文字。借鉴世界文明起源，我们知道，文字的发明才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推手和决定性因素。

没有文字，如何交流，如何记录，如何传递知识？而中原文明早在距今6000年半坡遗址中发现了文字元素，距今3500年的甲骨文，文字已经非常成熟了，关于这一点，谁会是谁的起源不言而喻。况且最最重要的是，史书记载中就有提到古蜀地区。

在中华古文明找不到源头

三星堆遗址发现大量青铜雕像、黄金面罩、权杖等，这些文化因素，在中华古文明找不到源头，倒是与西亚乃至古埃及有相似之处。

而且在青铜鼎中，还发现了精心保存的象牙、海贝，这都是四川盆地所没有的，有的学者声称，如此怪异的文化现象，表明三星堆文明有一定南亚、西亚成分。

古国(广汉) 地区环境不断恶化

三星堆文明存续的时期，喜玛拉雅山脉地质运动始终较为活跃，古国(广汉) 地区环境不断恶化, 当时洪水流量突发性的变幅增大, 使山前冲积扇上的河流摆动迁徙加强, 导致河流发生剧烈改道，从而冲毁了三星堆古城。广元剑门关数百米的山谷被洪水淹没形成的独特地质现象是否得以佐证？

欢乐之光。冷却。一个孩子。

它是画中每个人物的感觉，在橡树的拱门下走过，也是看画的人的感觉。这里介绍的布里乌洛夫的作品是风景画的杰作之一。在明亮和欢快的色彩中，人们可以感受到阳光下的平原，朝圣者通过它前往崇拜和实现他们的愿望的地方。

而从阳光下的空间到良性的阴凉处的过渡是生动可见的，同时也是难以捉摸的。色彩的游戏也让你感受到了橡树前铺地的石头的凉意。你可以感受到盘旋在空气中的凉意，在橡木巨人无垠而茂盛的树冠阴影下。

整棵树的形象很奇妙，强大的树干优雅地弯曲，令人印象深刻，树冠看起来像一些神奇的蘑菇，在树冠下可以躲避阳光和雨水。这棵橡树周围的整个环境散发着满足欲望的能量。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这个充满力量的地方，在树荫下举行特殊的仪式，既不受烈日的影响，也不受长途旅行的影响。

显示了旅行者的疲惫身影。同时，已经在树荫下的朝圣者们，充满了活泼和活力。人们特别注意到坐在树根上的一位老人。他的形象是神秘的，给人的印象是树的灵魂，它注视着每一个旅行者，并根据他的思想的纯洁性，对他的愿望的实现做出最后的决定。

老人坐在橡树根上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整个外表显示出深思熟虑的关注。他似乎就在此时此地，但同时他又歪着头，看起来非常超脱，像一个完全沉浸在内心沉思的人。

艺术家将树冠的童话般的美丽加倍，并以其中一个旅行者的太阳伞来加强它。这个细节加强了对迷人的树冠的关注，它满足了游客内心的渴望。这棵树的美丽让人着迷，而且非常自然–它创造了充分存在的效果。

这幅画生动地展示了布留洛夫作为一个完美的风景画家的技能。树冠上的光线在玩耍，闪闪发光，感觉上，当你长时间看这幅画时，你可以看到太阳的移动的强光。

1815年1月。沙斯科耶-塞洛学院举行了第一次考试，考试通过后，学院的学生可以进入下一个课程。一切都在庄严的气氛中进行，并邀请了许多客人。

行动发生在Lyceum的一个大厅里。所有的客人–学生的父母、学者–都在场。客人中包括诗人德尔扎文，他是来考察俄罗斯文学的。

画面中央是年轻的普希金，他在朗诵自己关于沙尔斯科耶塞洛的诗歌。关键是，俄罗斯文学考试包括对他自己作品的背诵。普希金，一个短小的卷发少年，体现了活力和生机。这首诗读起来很有激情，有积极的手势。

许多客人都穿着整齐的制服。也有军人–1812年以来只过了几年，一切都还记忆犹新。Derzhavin，一个身穿红色制服的高个子灰发男人，为了更好地听取年轻诗人的意见，站了起来。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德尔扎文已经70多岁了，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了

 

。第二，这是老诗人向年轻诗人的交接棒。

这幅画是用浅色的明亮色彩完成的，传达了运动、生活的动态，对诗歌的热情。

这幅《普希金在沙皇塞洛》是著名艺术家雷平为纪念

 

帝国学院成立一百周年而委托创作的。为了使其尽可能真实，20世纪初的莱西学院学生在1815年专门为艺术家上演了那场考试。

雷平以最大的责任感来对待此事。因此，他不得不研究两卷本的《德尔扎文的生活》、德尔扎文作品全集和他的日记，以塑造德尔扎文的形象。这幅画的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他的朋友说，在工作结束时，他本人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普希金主义者。

所罗门·斯托达德（1643-1729），清教复兴主义者

所罗门·斯托达德出生于波士顿的一个新英格兰贵族家庭，1662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曾担任该大学的第一任图书管理员，还曾在百慕大担任公理会牧师。

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镇于 1654 年建立，1659 年，该镇邀请埃利亚扎·马瑟担任牧师。10 年后，马瑟去世，留下 25 岁的寡妇埃丝特和三个孩子。那一年，也就是 1669 年，北安普敦教会邀请所罗门·斯托达德在北安普敦进行他的第一次布道。事情进展很快，1670 年，斯托达德成为北安普敦教会的牧师和埃丝特·马瑟的新丈夫。

斯托达德在北安普敦的地位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都具有影响力。随着第一代清教徒的逝去，他们的子女不再像父母一样对保持严格的教会成员资格界限感兴趣——教会成员资格也决定了殖民地公民的身份。斯托达德成为“半途之约”提案的关键人物。此前，按照清教徒传统，要成为教会成员，必须有“皈依经历”。但斯托达德允许人们接受圣餐并为他们的孩子洗礼，而不受官方皈依限制，这一举措不受一些清教徒领袖的欢迎，但有助于让人们留在教堂。

然而，会员资格的改变并没有影响斯托达德希望新英格兰人经历真正的基督教皈依的愿望。1679 年至 1719 年间，他经历了五次复兴，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转向通过基督获得救赎。斯托达德特别教了一名学生他的布道方法以产生复兴：乔纳森·爱德华兹，他的孙子，第一次大觉醒期间的主要演说家。

赎世主会创始人阿方索·利古里（1696-1787）

阿方索斯·利古里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16 岁时获得两个法学博士学位。利古里是一名成功的律师，直到 27 岁才败诉，那时他听到主说：“离开这个世界，把自己交给我。” 30 岁时，他成为一名牧师，他因深刻而通俗易懂的布道而受到人们的爱戴。

在被任命为主教后近六年，利古里创立了至圣救主会。这群牧师也被称为赎世主会，他们的职责是服务、劳作和向城市和农村的穷人传教。赎世主会还感到自己有责任打击天主教圈子里的詹森主义。利古里认为詹森主义要求信徒遵守极端的道德严苛主义，与之相反，他强调恩典，认为“应该把忏悔者视为需要拯救的灵魂，而不是需要惩罚的罪犯。”

1762 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三世不顾利古里的反对，任命他为那不勒斯附近圣阿加塔德尔戈蒂的主教。利古里充分利用了这一形势，自上而下地改革了教区。尽管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对赎世主会的政治处理不当令他深感沮丧，但他的会众仍然幸存下来；如今，赎世主会在 100 个国家传教。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于 1839 年将利古里封为圣人。

玛丽·博桑奎特（1739-1815），富有同情心的卫理公会牧师

玛丽·博桑葵出生于英国一个拥有胡格诺派血统的富裕圣公会家庭，她对卫理公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于 1757 年左右皈依了基督教。这导致了家庭矛盾，尤其是当她拒绝嫁给父母选择的一位富有的年轻人时。

博桑奎特和她的朋友萨拉·瑞安决定用她家的财富来赞美上帝和帮助他人，于是把她家的大房子雪松屋改造成了孤儿院、医院和中途之家，供有需要的人居住。博桑奎特在那里领导卫理公会服务，以便孤儿们接受扎实的宗教教育。1768 年，她把孤儿院搬到了乡下，并将其改名为 Cross Hall。

1771 年，博桑奎特向卫理公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为她作为一名女性的布道行为辩护。她觉得上帝赋予了她“非凡的使命”。她辩称，通过布道，她并不是拥有凌驾于男性之上的权威，而只是呼吁罪人悔改，并描述耶稣在她自己生活中的工作。卫斯理同意了，开创了先例。

博桑奎特在 Cross Hall 服务直至结婚，为所有孤儿找到住所或工作，直到 1782 年关闭孤儿院。博桑奎特和丈夫约翰·弗莱彻一起在英国马德利创办了卫理公会，两人在那里布道、照顾病人并教授卫理公会课程。约翰·弗莱彻于 1785 年去世。尽管卫斯理试图说服玛丽在寡妇成为寡妇后前往伦敦传教，但她继续在马德利布道、教学和服务，同时住在牧师住宅里。她每周布道五次，直到 75 岁，并于 1815 年去世。

耶利米·明特（1766-1829），热情圣洁的传教士

杰里迈亚·明特于 1766 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年轻时，明特立刻被卫理公会所吸引，因为卫理公会对于圣洁有着严格的规定。21 岁左右，他被任命为卫理公会的牧师。1789 年，他被任命为执事，次年成为长老。这是一个显赫的职位，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因为卫理公会在整个国家只有 66 名长老。

大约在这个时候，明特被派往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地区提供精神关怀。他结识了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种植园主的妻子萨拉·琼斯。明特是一位“火与硫磺”教义的传教士，他经常探望他所在地区的信徒。因此，他经常前往琼斯的种植园，他们通过频繁的通信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谣言猜测明特和琼斯曾发生过性关系，尽管这些指控未经证实，但这给明特带来了足够的痛苦，据称他选择了太监的生活。随着明特的病情广为人知，他很快就在卫理公会领导层中遇到了麻烦。弗朗西斯·阿斯伯里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可怜的明特的情况让罪人和世界有了嘲笑、谈论和写作的机会。”明特被派往西印度群岛传教，六个月后回到美国时，他拒绝悔改。因此，他被降职为当地传教士，并继续写了一份严厉的报告，指控阿斯伯里使用巫术。

萨拉·琼斯于 1794 年去世，出乎意料的是，阿斯伯里在她的葬礼上布道。明特于 1799 年出版了琼斯的自传，其中包括她的 150 页书信，包括她与他的亲密信件。

洛伦佐·道（1777-1834），古怪的原始卫理公会教徒

洛伦佐·道出生于康涅狄格州，年轻时成为卫理公会教徒。十几岁时，他试图成为一名传教士，但遭到卫理公会领导层的拒绝。但在 1798 年，他被邀请成为纽约的试用卫理公会巡回传教士，并因此前往佛蒙特州和马萨诸塞州。道前往爱尔兰向天主教徒传教后，卫理公会领导层与他的传教事业分道扬镳。1799 年、1805 年和 1818 年，他前往爱尔兰和英格兰，向人们介绍复兴营会。他在英国的工作促成了原始卫理公会的成立，这是一个专注于圣洁的卫理公会教派。

道是一个古怪的人和传教士。他蓬头垢面，留着长长的、未洗过的胡子。他大胆而无所顾忌地传教，经常哭泣、哄骗、大喊、踱步、开玩笑和乞讨。虽然不能正式代表卫理公会，但他在宣扬卫理公会信息的同时，谴责加尔文主义、罗马天主教、自然神论以及他认为与耶稣基督的宽恕和救赎信息相悖的其他一切。他经常步行出行，有时妻子佩吉也会陪同。

他是一位公开的废奴主义者，因此在南方经常遇到暴力的批评者。但他并没有气馁，他在自传中回忆了上帝第一次召唤他去传教时的情景：

“起来，走吧，是我差你去的。”我说，“你想差谁去就差谁去吧，只是不要差我去，因为我是一个无知的文盲青年，不适合承担这项重要的任务。”——回答是——“上帝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
道氏游遍了当时的整个美国，于 56 岁时在华盛顿特区去世。他在 1834 年的讣告中写道：

他已经担任公共传教士 30 多年，自怀特菲尔德时代以来，从他嘴里听到福音的人可能比从任何其他人嘴里听到福音的人都要多。

彼得·卡特赖特（1785-1872），上帝的农夫

彼得·卡特赖特出生于弗吉尼亚州，1790 年，他的父亲是一名独立战争老兵，他全家搬到了肯塔基州，卡特赖特也因此在肯塔基州长大。卡特赖特十几岁时在一次复兴营聚会上皈依了卫理公会。他在自传中描述了自己的皈依过程：“虽然从那时起，我在许多情况下都曾不忠于信仰，但我从未怀疑过上帝当时确实宽恕了我的罪过，并给了我信仰。”不到一年，卡特赖特就开始在荒凉的、几乎没有教堂的西部地区巡回布道。1806 年，他被弗朗西斯·阿斯伯里和威廉·麦肯德里任命为牧师。

卡特赖特自称是“上帝的农夫”，他作为传教士精力充沛，在他的辖区内传教 400 英里。但在旅途中，他看到了奴隶制的邪恶，因此他于 1824 年选择搬到自由土地伊利诺伊州。他继续在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传教 50 多年，见到了成千上万的皈依者。他还带着一个图书馆旅行：圣经、赞美诗集和卫理公会纪律书。卡特赖特是边疆人，他大胆传教，呼吁所有罪人悔改。

卡特赖特反对奴隶制，但担心利用政治权力来结束奴隶制将永久分裂国家；相反，他更愿意诉诸人们的道德。卡特赖特作为民主党人在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任职两届，他继续诉诸普遍道德而不是政治手段来结束奴隶制。最终，他在 1846 年竞选国会席位时败给了 37 岁的亚伯拉罕·林肯。在作为父亲、丈夫、巡回传教士、1812 年战争中的牧师、大学联合创始人和政治家度过了漫长而充实的一生后，卡特赖特于 1872 年去世。

亨利·沃德·比彻（1813-1887），废奴主义者和演说家

亨利·沃德·比彻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是著名牧师莱曼·比彻的 13 个孩子中的第八个，莱曼·比彻是第二次大觉醒时期的一位传教士。比彻的许多兄弟姐妹后来通过他们的倡导活动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他的姐姐哈里特·比彻·斯托，她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

比彻在学生时代表现平平，但进入阿默斯特学院后，他展现出了出色的演说和领导才能。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后，他进入俄亥俄州的莱恩神学院，并于 1837 年毕业。随后，他与尤妮丝·布拉德结婚，并于 1839 年成为印第安纳波利斯第二长老会教堂的牧师。他非正式的讲道风格吸引了他的会众。比彻回到东海岸，担任纽约布鲁克林普利茅斯教堂的牧师。比彻一直反对奴隶制，但他的废奴主义立场变得更加坚定。

尽管比彻成长于一个严格的加尔文教家庭，但他的行事方式与父亲不同，他强调上帝的爱而非纪律。他推广了一种更温和、更具社会意识的基督教，不仅为废奴主义而战，还为妇女选举权、进化论与圣经的兼容性、禁酒以及南北战争后南方的快速重建而战。

比彻经常被指控为好色之徒，1875 年，一场轰动一时的审判开始了，审判的内容是他与一位密友的妻子的婚外情。陪审团无法达成裁决，但普利茅斯教堂于次年宣告他无罪。他于 1887 年去世。CH

Jennifer A. Boardman 撰稿
[本文最初发表于《基督教历史》2024 年第 151 期]

Jennifer A. Boardman 是一名文字编辑兼作家。她拥有伯特利神学院的神学研究硕士学位，主修基督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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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christianhistoryinstitute.org/magazine/article/ch-151-more-great-awakeners

让从旅途中归来的兄弟……寻求所有人为他们的过失祈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要擅自将自己在修道院外看到或听到的任何事情告诉别人，因为这会让人分心。——《圣本笃规则》，第 67 章

乍一看，修道院呼吁脱离世俗世界似乎让修道院僧侣们对公共生活和为更广泛的社区服务兴趣不大。然而，修道院是经济生产的巨大引擎，可以改良土地、培育更好的牲畜和农作物，并复制稀缺的书籍。他们与周边社区进行贸易，僧侣越来越多地被招募来履行公民职责——他们识字，被认为在司法和政治问题上比当地绅士更公正。修道院的退隐通常会培养出在地方、国家甚至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领导人。

热情好客
其中有两位领导人，也是西方众多修道院领袖中的两位，可以说明这种矛盾，他们是：努尔西亚的本笃（约 480-547 年）和宣传本笃生平事迹的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大帝”（约 540-604 年）。

本笃十六世是意大利北部努西亚一个罗马贵族家庭的儿子；他大约 20 岁时前往罗马学习，但很快感到不满并离开了。在隐居一段时间后，他又担任了苏比亚科附近一座已存在的修道院的院长，但未能成功，之后他开始建立自己的修道院——总共 13 座，最后一座是罗马附近著名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本笃十六世为蒙特卡西诺撰写了至今仍统治着本笃会的规则。

在本笃十六世的愿景中（在他的规则序言中表达），社区是一所“为主服务的学校”，一个“我们希望建立的制度不会苛刻，也不会繁重”。尽管本笃十六世强调放弃世俗追求并致力于精神工作，但他也提倡对外来者热情好客。规则为外来者的到来做了安排：“让所有碰巧来的客人都受到基督般的接待。”为客人和穷人服务是修道院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规则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5 页）。

One reason we know as much as we do about Benedict is that his faithful life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Gregory. Gregory is known for a number of important commentaries, sermons, and letters, but also for the Dialogues, four books on holy men of the sixth century and the various miracles, signs, and healings they had performed. In the Second Book of Dialogues, Gregory praises Benedict as a hero and portrays him predominately as a miracle worker.

These miracle stories focus not only on Benedict’s personal piety, or even on his skills as a practical organizer and spiritual father of his community as seen in the Rule. Rather, Gregory told of miracles of Benedict that helped and healed those in his monastic and wider community. Gregory focused also on Benedict’s relief of poverty and hardship, with tales of how he brought water from a rock, revived the sick, paid the debts of the poor, and filled an empty barrel with oil. While most monks could not expect to perform such miracles, all could expect to be guided by Benedict’s example in their daily civic engagement.

Refocusing on the poor
Gregory’s own life demonstrated the same tension and rhythm between monastic life and the wider community. Gregory’s family background was similar to Benedict’s. He was born Gregorius Anicius to a wealthy Roman noble family in a villa on the Caelian Hill, one of the famous seven hills of Rome, and raised in a period of distress—during the Plague of Justinian in the mid-540s, a pandemic that killed about a fifth of the city’s population. Famine and political unrest were also common.

Gregory’s father, Gordianus, a prominent political and church administrator, influenced his son’s future trajectory. (Gordianus may have been the great-grandson of Pope Felix III, and Gregory’s mother, Silvia, was well-born.) Gregory became an urban prefect of Rome at the age of 30, showing early a talent for administration that would serve him well throughout his life.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around 574 Gregory transformed his family villa into an urban-based monastery called Saint Andrew’s, balancing his desire for contemplation with his public duty to serve others. In 579 Pope Pelagius II ordained Gregory a deacon and sent him to Constantinople as ambassador to the imperial court. Pelagius tasked Gregory to get help from the emperor so that Rome could fend off the attacking Lombards, but Gregory was not successful. After returning to Rome, Gregory was elected pope by acclamation in 590 after Pelagius II died of yet another plague.

As pope, Gregory faced a number of challenges, including continuing to defend Rome against outside aggression. In the absence of secular leadership that encouraged peace, a major feat of Gregory’s papacy was the way he calmed the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stabilized the city’s economy.

格雷戈里在稳定了局势后，便开始专注于教会的工作。长期的瘟疫、饥荒和战争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城市，许多人陷入贫困。在没有其他领导人的情况下，格雷戈里让教会开始工作。

自使徒时代以来，基督徒就一直接受捐赠以分发给穷人（例如，参见罗马书 15:25-31）。然而，当格雷戈里成为教皇时，教会和国家的扶贫计划无法满足这一任务的规模。格雷戈里建立了一套跟踪捐赠的系统，鼓励教会领袖寻找有需要的人，并加大教会土地上粮食的生产。他帮助穷人的能力使他在城市人口中建立了声誉，巩固了他的遗产。

他的工作重点不仅在罗马，他还重组了北部和西部非基督教部落的教会传教工作。在一项现在被称为格里高利传教团的计划中，他派遣当时担任圣安德鲁修道院院长的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 (d. 604) 去英格兰向盎格鲁撒克逊人传教。

格里高利对公民参与的理解不仅受到他作为行政官的经历的影响，还受到他的修道院承诺的影响。即使在担任教皇行政官和教皇期间，格里高利的生活和工作也受到修道院节奏的组织。他对修道院生活和扶贫的兴趣也体现在《本笃十六世传》等著作中。

新的本笃
随着修道制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奉献生活类型（见第 46-47 页），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生活完全致力于“为世界”服务 – 特别是在学校、医院以及致力于帮助穷人的组织，如孤儿院和食品厨房。

尽管新教改革者正式拒绝修道主义，但他们仍继续阅读许多修道院作家的作品。在二十世纪，新教修道院生活受到启发的例子包括法国的泰泽和德国的芬肯瓦尔德（见第 42-44 页）。

苏格兰裔美国哲学家阿利斯代尔·麦金太尔（Alisdair MacIntyre）在其著名的《追求美德》（1981）一书中，呼吁建立地方修道院式社区：

……文明、知识和道德生活得以在已经来临的新黑暗时代中得以维持。如果美德传统能够经受住上一个黑暗时代的恐怖，我们并非完全没有希望。但这一次，野蛮人并没有在边界之外等待；他们已经统治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之所以陷入困境，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此缺乏认识。我们等待的不是戈多（指塞缪尔·贝克特的 戏剧《等待戈多》），而是另一个——无疑截然不同的——圣本笃。
基督徒用麦金太尔的话来支持截然不同的公民参与模式，从 21 世纪初的“新修道主义”运动到罗德·德雷尔的《本笃选择》（2017 年）。他们认为，修道主义是动荡的中世纪早期维持教会和社会的关键，在他们看来，那是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忠实的基督教公民参与方法。

“黑暗时代”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更不用说与当代社会或政治相比了。然而，更好地理解修道院传统中的公民参与仍然具有启示意义。修道院传统在最好的情况下，不是躲避世界，而是为世界祈祷、管理世界、教导世界、照料世界、书写世界、向世界传福音、供养世界、与世界交易、欢迎世界客人。CH

杰森·祖德玛
[本文最初发表于《基督教历史》2021 年第 141 期]

杰森·祖德玛 (Jason Zuidema) 是《理解加拿大的奉献生活：当代趋势评论论文》的编辑，也是北美海事部协会的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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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christianhistoryinstitute.org/magazine/article/prayer-provision-service-ch-141

两位旅行者在离开伦敦的路上相遇，并轻松地交谈起来。第一个是狂热分子，他问道：“你们镇上有牧师吗？”他的同伴阿西奥斯夸耀他的牧师——“全国最好的牧师”——并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美德。他的助理牧师很温和，如果教区居民去酒馆，他不会严厉责备。他还会在适当的时候加入保龄球或牌类游戏。狂热分子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位牧师更适合照顾猪而不是“基督珍贵的羊群”。

阿西奥斯意识到了同伴的真实身份。“我看你是那种好奇又严谨的人，不允许他们有任何消遣。你会让他们一直闷闷不乐地坐在书本上。我不喜欢这样。”他感觉到了 Zelotes 的谴责是虚伪的，他补充道：“你们这些严谨的清教徒在毫无根据的地方挑毛病。你们会因为每件小事而谴责别人。其实你们也只是凡人，和其他人一样有缺点，但你们却想让自己像天使一样神圣。”

清教徒贬义
正如早期用法所示，“清教徒”最初是一种侮辱，通常用来形容 16 世纪英国教会中那些坚持不断改革和个人虔诚的人，他们对待批评者的态度就像是“圣洁”。但这种侮辱后来成为一种荣誉徽章。狂热分子和无神论者的对峙开启了牧师乔治·吉福德 (George Gifford) 撰写的虚构对话《乡村神学》(Country Divinity , 1581) 。它声称描述了居住在英国教区的“普通”基督徒的宗教。故事中的人物读起来就像宗教漫画：一个狂热的清教徒和一个顽固的外行。像吉福德这样的清教徒认为他们一生的工作是将新教改革的全部成果带到英格兰的每个角落；像《乡村神学》这样的对话试图在他们着手这项任务时启迪“虔诚的人”(他们这样称呼自己)。

对于清教徒来说，这项任务包括从神学到政治、从教育到娱乐等各个方面的改革。Atheos 没有引用那句古老的谚语“清教徒只管自己的事情”这句话，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但是，当一些人像 Atheos 一样认为清教徒“忙于控制”时，其他人则听到了上帝的呼唤，继续改革英国教会。

1560 年，生活在英格兰的年轻人如果不知道在教堂里该如何举止或做什么，也许可以原谅。在动荡的十五年里，英格兰经历了四位不同的君主，随之而来的是四种相互竞争的英格兰教会观。亨利八世 (1509-1547) 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后来在他儿子爱德华六世 (1537-1553) 统治期间，新教迅速改革。然而，当爱德华的姐姐玛丽一世 (1516-1558) 继位时，改革戛然而止。她恢复了英格兰与罗马的联系，恢复了天主教，迫害那些不放弃新教信仰的臣民。

政治改革
1558 年 11 月，伊丽莎白一世 (1533-1603) 即位，举国上下屏息凝神。在姐姐玛丽一世统治期间，她谨慎地保持低调（并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她的个人宗教观点成为一些争论的主题，至今仍是如此。然而，这位年轻的女王（即位时年仅 25 岁）和她的资深顾问们没有浪费时间进行另一次宗教改革，再次扭转了英国国教的路线。她再次与罗马断绝关系，恢复了同父异母兄弟的《公祷书》，并规定所有礼拜仪式都必须使用公祷书。但就像所有名副其实的妥协一样，“伊丽莎白和解”让各方都心怀不满。

天主教徒认为，将教会控制权交还给英国王室的改革走得太远了，从而断绝了与罗马统一的希望。另一方面，狂热的新教徒（其中许多人刚从玛丽女王统治下的流放地归来）抱怨改革还不够彻底。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模式很快就被输出到旧世界和新世界，这让流亡者记忆犹新。宗教改革远未结束。

君主对十六世纪的宗教生活有很大的控制权，但议会限制了这种权力。虽然女王影响了辩论，但有时辩论会自行发展，而狂热的新教徒则要求进行更多改革。1569 年，剑桥传教士兼学者托马斯·卡特赖特 (1535-1603) 主张建立长老教会制度（以长老大会为基础），而不是主教制（以主教为基础）。当局的反应非常强烈，以至于他失去了大学教席，不得不逃往日内瓦。

两位年轻的伦敦牧师和清教徒煽动者，托马斯·威尔科克斯（1549-1608）和约翰·菲尔德（1545-1588）没有气馁，他们接过火炬，于 1572 年向议会发表了一篇训诫书。他们明智地选择了匿名：

我们英国的教堂还远未按照上帝圣言的要求进行正确的改革，我们甚至还没有看到教堂外表的改变。

他们寻求建立一个“纯粹宣讲教义、真诚举行圣礼、严守教会纪律”的教会。

大多数人对这一论点充耳不闻，但随后的“劝诫之争”仍然影响深远。维护现状的人和寻求进一步改革的人之间就教义和政治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公开辩论。卡特赖特回来重新加入学术界，而议会中各种清教徒倾向的议员则在整个 16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

最终，这场被历史学家称为旨在改革教会的协调政治努力的“清教运动”在 16 世纪 90 年代开始消亡。当局严厉打击拒绝签署《公祷书》的牧师。他们监禁甚至处决那些认为英国国教无法修复并选择完全脱离教会的顽固分子。为了防止按照长老会的路线重组的希望仍然存在，伊丽莎白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1566-1625 年）立即表达了他的同情：“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

然而清教运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清教主义的终结。政治改革从未完全体现清教徒的精神。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这些关于教会权力和结构的辩论中下流的侮辱和政治上的尖刻言论分散了人们对更重要问题的注意力。

清教徒更喜欢能为信徒量身定制布道的牧师。他们认为，英国教会的失败归咎于其训练不足的神职人员。只有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才能培养出受过教育和改革的信徒。如果某位牧师的布道不尽如人意，更先进的清教徒可能会跳到下一个城镇去听更有教育意义的布道。这种“四处游荡”的做法削弱了当地神职人员的权威，尽管它表明了对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的强烈需求。

对于缺乏正规培训或技能的牧师来说，有一种工具是“预言”，即组合讲座。这些每月一次的牧师会议涉及连续宣讲同一篇文章的多次布道，每次布道之后都会受到听众的批评性评价，听众大多是其他牧师，但也可能包括平信徒。由于预言通常在集镇举行，时间恰逢集市日，因此它们可能会成为一场盛会。

有教养的抵抗
最终，当局看够了。1576 年，女王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德蒙·格林达尔 (1519-1583) 压制预言并恢复秩序。格林达尔曾是玛丽安流亡者，他礼貌地表示反对。“夫人，我恳求您容忍我，如果我宁愿冒犯您世俗的陛下，也不愿冒犯上帝的天国陛下。”由于这种良心立场，格林达尔失去了权威，而王室对教会的控制则加强了。

虽然预言最终终止，但富有创造力的神职人员找到了相互联系和支持的方法。富有且人脉广泛的同情者建立了学习中心，例如剑桥的伊曼纽尔学院，它充当了清教徒神学院。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廉价印刷材料的激增，对清教徒的宗教习俗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清教徒延续了新教徒对以白话文形式阅读圣经的重视，鼓励普通民众私下阅读日内瓦圣经等作品，这些作品由玛丽安流亡者在 1550 年代后期完成。事实上，很难想象没有阅读的清教徒会是什么样子，随着印刷材料的增加，识字率的提高促进了私人信仰的增长。但随着对布道的学习和冥想的增加，问题也随之而来。

虽然许多改革宗神学强调的重点，如恩典和天意，可能会提供精神上的慰藉，但其他一些则使焦虑的心灵不安或造成伤害。Atheos 哀叹，那些优先考虑宿命论的传教士“干涉了他们不需要的事情”，只会通过产生一种宿命论的感觉而使人变得更糟。清教徒神学家不同意，但这种抱怨一定具有持久的力量，能够进入虚构的对话。

当乡村神学的无神论者感到悲叹时，一些清教徒却看到了挑战和使命。像理查德·格林汉姆（约 1535-1594 年）这样技艺精湛的牧师因其“安慰信徒受折磨的良心”的专业知识而闻名。随着忏悔习俗的取消，平信徒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慰藉来源，并不是每个人都擅长驾驭忏悔的心灵。

清教徒的布道和灵修​​写作经常包括对罪恶和恶习的分类，并引导听众和读者进行内心的自我反思。然而，这也带来了风险，即过于热心的听众可能会把这些信息放在心上，陷入绝望，怀疑上帝是否有能力救赎这样一个可怜的罪人。对上帝的恩典感到绝望和必要的忏悔之间，谦卑和傲慢之间的界限很微妙，需要像格林汉姆和其他追随他脚步的“精神医生”那样的坚定指导。而且，与失败的政治计划或被压制的预言不同，清教徒的实用神学以避免谴责的方式蓬勃发展，并塑造了后来几代新教的表达方式。CH

作者：Scott McGinnis
[本文最初发表于《基督教历史》2024 年第 151 期]

斯科特·麦金尼斯是山福德大学的圣经和宗教研究教授。

by Dr. Andrew A. Sn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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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5日，一队由香港与土耳其人组成的探索队于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宣布在土耳其亚拉腊山上发现可能是挪亚方舟的余骸。在新闻发布会前后，这支探索队伍的代表四出联络、谨慎地寻找能给他们正面支持又认同此事的科学家。

Skype 视频会议
2010年4月20日，我跟这支探索队伍的数名香港队员进行Skype视频会议(我当时身处美国肯塔基州北部，时间为清晨，香港时间则为晚上)。在视频会议上，他们给我播放在亚拉腊山探险的录像片段，这片段也在发布会当天播出。他们也给我展示了一些照片，显示埋在亚拉腊山上的一件木结构及其内部情况(如图1)。

身为科学家，对于这种大胆又瞩目的宣称，尤其自言是要维护圣经的，我一向都审慎行事，也存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但作为相信圣经的信徒，对木结构是方舟余骸的想法也很是向往，就连协助安排是次保密视频会议的香港朋友，也同样谨慎而又雀跃。我们都在寻找千真万确、绝不含糊的证据来说服自己，这真是多年寻觅不果的方舟余骸。这个发现势必成为另一个有力证据证明神的话语既真实又权威。1

这几位探索队香港成员想知道我会不会认同他们的宣称，并出席他们安排中的新闻发布会，以便他们拿出「专家证明」来确认他们的发现。若是他们能说服我这发现是真的，我一定会认真考虑他们的邀请。那时我已心存怀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大洪水发生期间过了150天，方舟就停在「亚拉腊众山上」(创世记8:4)，而不是停在一座叫亚拉腊的山上，这座山在近代发生过多次火山爆发。

不管如何，在会议中我曾询问有关进行科学验证的事宜，他们马上响应，已从亚拉腊山上的木结构取样，拿去作放射性碳年份测定(碳-14测定)。我的好奇心自然而起，因为这个测定是显示该结构是否古代遗物的好证据。有见及此，他们毫不犹豫地展示整个碳-14的测定结果，并给我寄上副本。

看到这份测定报告，我立即明白，若显示的测检结果是属于从亚拉腊山发现的木结构取样，我可以肯定他们并没有发现方舟。在会议上，我恳切地向这几位队员解释我得出结论的原因，我更强烈要求他们对木样本作进一步的碳-14测定，并对片段和图片所见的绳及白色粒状物体取样作其他科学测检。我甚至建议他们推迟新闻发布会的日子，直至相关的科学测检完成再行发布。

会议在友好的气氛下结束。我不晓得这几位香港队员对我的解释能够有多少明白，我已就木样本的碳-14测定结果，向他们解释这如何证明样本不是方舟余骸，也解释个中的因由。他们要求把碳-14的结果保密。

新闻发布会及其余波
探索队于2010年4月25日在香港如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向世界传媒宣布在亚拉腊山发现方舟。在发布会上，木、绳和白色粒状物体的样本都显示出来(图2)。五页纸长的新闻稿标题为「全球首队探索队亚拉腊山雪岭成功进入4,800年古木结构；专家及土耳其政府官员相信是挪亚方舟遗骸」，而有关木样本的年龄，在新闻稿上只提到「木样本经科学分析，证实有4,800年历史」。这简单的陈述意味着多过一个样本断定为4,800年，但没有提到用哪种方法断定样本年龄。

接下来为了响应媒体的追问，AiG于2010年4月27日在其网站发出一个简短的报告，并于2010年4月29日发出一则简短的评论，亦于2010年5月1日在每周新闻记要「News to Note」栏目内对这则新闻作较详细的专题分析，其中只在新闻记要内简略地提到木样本的放射性碳测年法，但没有作详细交代(我当时身处大峡谷，与世隔绝!)。然而AiG的新闻记要确实简略地解释，若探索队所持木样本真是大洪水前制成方舟的木材，这些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是会带来难题的。

为了避免公然讨论这些木样本的碳-14测定问题，有人在背后努力劝喻探索队把碳-14测定结果全面披露，并催促他们对木样本再作进一步测定，还要对绳及白色粒状物体的样本作测检。似乎所有劝喻工夫都落空，就我所知，探索队从没有公开披露木样本碳-14测定结果的全部细节，我也没有觉察到有任何绳和白色粒状物体样本的科学测检并向公众汇报结果。

与此同时，探索队制作了一出标准长度的故事电影，宣传他们在亚拉腊山发现方舟的宣称，由此引证圣经的记载实属真确，并从中分享福音。电影也作筹款用途，筹得的经费将作为日后探险旅程及纪录片制作之用，而它们均含有传福音的成分。电影在澳洲的悉尼首影，随后在澳洲各主要城市巡回放映，包括近期在布里斯班上映。电影也曾在香港和台湾公映，现于美国上映。

在影片中，多家美国基督教学术机关也亮相，塑造成支持他们宣称在亚拉腊山发现方舟的后盾，这令许多信徒对这被据称为壮举的考古事件信以为真，甚至着迷。许多人因此为促进亚拉腊山的继续探索踊跃捐献，并希望从而制作更多纪录片来作传福音之用。

未曾披露的碳-14测定结果
即使影片宣称亚拉腊山上的木结构是方舟，但未向电影观众披露其木样本碳-14测定的全部细节。这份测定结果似乎也没有向那些在影片里亮相的美国基督教学术机关披露。假如测定结果曾向那些顾问披露，他们似乎对个中含意没有充份理解。这要严肃正视。这群学术顾问及电影观众并不明白，这个关键的碳-14证据足以推翻方舟发现的宣称。

这由香港与土耳其人组成的联合探索队，宣称从亚拉腊山上的木结构中获得木样本。这点确实值得关注，但他们强调木样本之后所作的碳-14测定支持他们的宣称，他们确信那些碎片是方舟的余骸，这却引起很多疑问。再者，探索队也决定不公开碳-14测定结果作科学上的审核。因此，基于有人被严重误导，也有人不虞有诈大笔捐献，我经祷告后认为，本人按着信徒本份及学者操守，有责任向美国基督教学术机关及广大信众，提供这香港与土耳其人联合探索队所作的碳-14测定结果的全部细节及个中含意。

他们的数个木样本碳-14测定结果，已列于表1，跟探索队香港队员于2010年4月20日寄给我的档案一样。为了让读者清楚看到每个数据，在版面上我作了清理，加强清晰度，方便阅读和理解，但测定结果没有作任何改动。

从图表可以立时清楚知道，有四个木样本供碳-14测定，由三间实验室分别进行。我们并没有被告知三间实验室的身份，因此我无法判断碳-14分析的质素。假设三间都是有信誉的实验室，但我们仍无法得知采用了那种分析仪器进行测定，究竟是用旧式β粒子计算方法，还是新一代(较为精密而准确)的加速器质谱测年方法(AMS)。

样本A、B及C的碳-14测定年
样本A分别由实验室1及2进行测检，两所实验室均获得基本相同的结果。木样本来自1955年仍生长的树木，因为该木料的碳-14活性较现代水平为高，反映碳-14含量受大气2核武测试的影响。因此木样本A不可能来自方舟余骸中任何木结构，即使木料是来自亚拉腊山。

样本B也是分别由实验室1和2进行测检，两所实验室均获得基本相同的结果。木样本测定年为BP 120±25年及BP 135±30年，即是说，木样本可能来自公元1950年前95至165年之间生长的树木，BP (距今)3的起始点或基准统一定为公元1950年。经换算，树木可能在介乎公元1785年至1855年之间生长，换言之，木样本B亦不可能来自方舟余骸中任何木结构。

在表1的备注栏注明，样本A和B「基本上从同一地方收集」，也有一个关于「样本是否受苔藓或细菌生长所污染」的查询。实验室明确回答「样本B测定年较老可能由于苏斯效应(工业效应)，化石燃料的使用稀释了碳-14」。

所述的苏斯效应是这样的一个观察：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尤其是煤，其燃烧所释放的大量二氧化碳进入大气，使大气中的碳-14含量被稀释。4 因此，在1800年代生长的树木透过光合作用吸收到碳-14的数量较现在的树木为少，换言之，1800年代的树木可能较真实树龄稍为老一点。

样本C只透过实验室1作测检，得到碳-14年代为BP 610±25年，即是说木样本来自公元1950年前585至635年之间，亦即是公元1315至1365年间生长的树木。第三个木样本同样都不是来自方舟余骸的任何木结构。可以说，四个木样本中有三个都无法支持香港与土耳其人联合探索队所说，在亚拉腊山上发现方舟余骸木结构的宣称。

有趣的是，有人告诉实验室1样本B和C都属同一个木结构，因此要求实验室尝试解释两个样本分析之间明显的年代差异 (见表1备注) ── BP 120±25年 (样本B)及BP 610±25年(样本C)。实验室响应，即使他们无法知道队员如何及在那里收集样本，但还能分辨「样本C来自树的内部，而样本B是树皮」。如果事情如上所述，两个木样本来自的一棵(或多过一棵)树木至少已生长490年。不过，实验室也承认，他们的诠释仅是猜测。

排除受污染的可能
样本可能受污染影响的问题，值得在此讨论。对许多人而言(甚至包括探索队、美国学术机关和科学顾问)，这对样本的碳-14测年有甚么可能影响，都有很多误解及混淆。明显地，在现场取样时，需要小心处理避免样本受污染，但对于门外汉或不了解实验室如何进行放射性碳测检程序的人而言，就未免过分强调这忧虑，其实现场取样或实验室作样本处理时出现受污染的情况可以有效地排除，因为接受碳-14分析前，样本会预先在实验室作严格的化学处理除去污染物。

许多实验室通常都会采取一个较完善的AAAOx预先处理程序，确保为样本排除任何污染，包括任何苔藓或细菌的污染。5首先，样本会被放入浓烈的热盐酸中漂洗，以溶掉任何无机矿物的污染物，如钙、钡或锶盐。样本会再浸泡于强烈的热盐酸及氢氟酸混合液中至少一个星期。再经过另一轮强烈热盐酸延长处理，任何残留在样本中的酸溶性腐殖质也会除掉。最后以清洁而低温的碱液作延长萃取方法完成程序。

δ13C参数
表1有另一个需要一提的地方，就是在图表的「详情」栏目内出现符号δ13C。这个额外的量度，实验室1分别为样本A、B和C进行，而实验室2则只为样本B进行。这个度量显示两间实验室可能使用较精密的加速器质谱(AMS)测年仪器进行碳-14的量度，因为δ13值需要碳-13/碳-12的比例作计算，而这是使用该仪器量度碳-14的副产品。

关于此参数的技术讨论，详见以下附录。简而言之，由两间实验室量度出的δ13值足以证明，他们拿作碳-14分析的样本是木材，因为量度的数值是在近代木与化石木的范围之内。

第四个样本──样本D
虽然四个木样本中有三个属于近代，但在新闻发布会上所公布亚拉腊山4,800年古木结构的发现，就是基于第四个木样本的测年结果而成立。样本D就是第四个样本，唯独在另一间实验室就是实验室3 (表1)进行，有别于其他三个样本进行分析的地方。为何会在别的实验室进行? 难道探索队对首三个样本在首两间实验室的测定结果不满所致?因为测定年期较方舟年代年轻或属近代，故投向另一间新的实验室作第四个样本分析?还是因为这个样本体积太大，不像其他样本可以易于带出国作境外测定? 因此样本D就只能在亚拉腊山附近的实验室作分析，例如夸过邻近边境的伊朗? 那么难怪有传言说，实验室3被钱收买，捏造所需的碳-14测年结果。如果测年方法是恰当和透明，就不会疑团四起，惹来学术界多方揣测。

无论如何，样本D的碳-14年代是BP 4,269至4,800年(表1)，探索队因此抓紧这个结果，于发布会上公布年代范围最久远的4,800年。这个4,800年，对于亚拉腊山上的木结构来说，无疑跟传统历法计算大洪水时期介乎4,350至4,500年之间吻合，这个计算源自希伯来文旧约圣经马所拉抄本的家谱推算出来的一个精密年表。况且，兴建方舟的木材是大洪水前已生长了几百年的树木，样本能有4,800年正是探索队想要的，也是最期待的结果。因此，另外三个木样本就被忽略了或(私下)经探索队及/或他们的顾问解释过去了，因为这些样本的年代太年轻和近代。

然而，实验室3对木样本D测定报告提出的结果，不是简简单单的宣称样本有4,800年历史。表1的备注栏目上指出，木样本D的年代计算是运用了放射性碳测年法和树轮年代法。实验室清楚列明「日历年龄」是BP校正6,891±4,647年，「日历年龄」是BP校正范围的68%。换言之，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木样本的BP介乎2,243至11,538年。这还有另一个表达方法，实验室报告指其年龄为公元前校正4,941±4,647年，意味着这片木材来自一棵于公元前294至9,858年间枯死的树。这些测年数据，加上很多不确定因素，跟发布会和新闻稿上强调的4,800年相差很远。

还有一点很微妙，表1的备注栏目内显示样本D也经过树轮年代法的测定。这个树轮年代测定法，顾名思义，就是按树干的年轮计算年代，量度木样本树轮的阔度和排列图案，然后与一个树轮综合年表作对比。6树轮综合年表由不同树种组成，其制定过程是将不同长寿活树的年轮，跟来自同类树林却成为了古建筑或考古遗址的树木的年轮，作出比较。不过，这个将不同树木或木材的树轮比较及找出相互关系的方法非常主观，通常会先作碳-14测年，再作配对，因此树轮年代法不是客观地独立于碳-14测年法的检测方法。另外，树轮年代法假设树轮是每年重复增生，但在紧接大洪水之后的时期，有科学理由相信，当时全球气候的变化差不多每星期都不同，因此树轮不是逐年递增，而是一年多次增生。因此，对不知树木来源或品种的细小木样本，只凭几圈树轮，利用树轮年代法测年，其主观和臆测成份未免太多了。

总之，木样本D有 4,800年历史是探索队缺乏根据证明的宣称，一切都显示他们并不知道世上有许多关于大洪水前和其他化石的碳-14鉴定结果，也不明白碳-14测年方法的种种问题。

大洪水前木化石的碳-14测年
在圣经框架的地球历史中，只消大约一年时间，大洪水就产生出大量化石，并埋藏在地球表面的沉积岩层中，而按世俗的地质学家的惯用计法，这些沉积岩有逾五亿四千万年之久的年纪。那些保留在岩石记录里的化石，其实是活在大洪水前的动物和植物，直至大洪水发生才被淹没，是故，在地质记录里的树木化石，和挪亚当时伐林取木建方舟的树木一样，而如果我们找到方舟的木遗骸，其木材的碳-14测年结果，应该跟所有木化石的碳-14测年结果相似，因为二者都是大洪水前树木的余骸。

其实早在放射性碳测年技术应用之初，已发现化石中含可以量度出来的碳-14。在许多案例里，由于假设化石已上百万年历史，化石中间的碳-14应该不存在，即是说，化石中原有的碳-14已衰变消亡，化石本身不再留存任何碳-14，因为碳-14的半衰期(或衰变率)为5,730年。如果任何生物或植物被埋藏变成化石时，其含有的碳-14水平跟现代的动植物一样的话，经过一百万年，相当于碳-14经历过174.5个半衰期，存留的碳-14便是原本水平的3×10-53，不过，就算碳-14的质量相等于整个地球，也只有大约3×1050 个碳-14原子，7即是说，尽管一百万年前在地球表面或里面任何地方有碳-14出现，到了现时，没有一颗碳-14原子可仍然存留，故此，绝对不可能从一个逾百万年的化石中侦测得到可以量度的碳-14。另一方面，如果化石是活在大洪水前的动物和植物遗骸，在大洪水期间它们被淹没埋藏成为化石也只是4,500年前的事，那么所有化石仍存留可量度的碳-14。

这个事实一直当「秘密」被人守着! 有调查发现，截至1970年在《放射性碳》期刊里发表的全部碳-14测年报告，在逾15,000个样本里，全部石化有机物的「可确定年代，为刊载数字的50,000年之内」。8这些样本包括煤、石油、天然气和其他涉嫌非常远古(超过一百万年)的石化物质。科学界对这个不寻常现象没有认真看待，因为这是运用了Beta粒子衰变计算法量度，当中难以分别来自碳-14原子的衰变抑或背景宇宙射线。若这些样本如宣称的那么年代久远，样本中就不应有碳-14存在，故侦测到的可量度碳-14水平，只被视为量度误差而置之不理。9

加速器质谱测年方法(AMS)于1980年代初发展出来，以直接计算碳-14原子测年，数据不受背景宇宙射线干扰，结果远为准确。有人把由1984至1998年间，在标准放射性碳文献刊载的70个卓越AMS量度结果用图表罗列，显示全部经分析的石化有机物质，都测到明显的碳-14水平，而根据他们声称，这些物质有以百万年计的历史，应该找不到任何碳-14。10这些有机物质不只包括木化石、还有天然石墨、煤、天然气、石油、贝壳化石、骨化石，甚至云石，都是来自大洪水地质记录的不同地层。它们全都含有可侦测的碳-14水平，水平远高于AMS的最低侦测范围之上。因此在实验层面可以排除仪器出错才获得此结果的可能，而现场取样污染含碳-14的石化物质的机会也偏低，因为恰当的实验室程序可以消除实地取样及样本处理时受到的污染。总而言之，这些样本中能侦测到的碳-14，最有可能是来自生物本身，这情况包括大洪水前的原有树木。

此外还有针对木化石而进行的其他碳-14测年研究，样本取自大洪水地质记录的不同地层，按惯用计法有三千万至二亿五千万年。11 以下木化石样本(见图3)以AMS方法分别在两间实验室作碳-14测年，在所有个案中，量度得的碳-14水平都在AMS侦测范围之上(意味着AMS的量度读数准确)，而数值换算为碳-14年代后，就介乎20,700±1,200年和44,700±950年(见表2)。

图3. 从大洪水地质记录而来的木化石经碳-14测年(见表2)

(a) 渐新世木，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Cripple Creek的 Cresson矿场

(b) 始新世木，来自澳洲昆士兰省Crinum矿场

侏罗纪木，来自英国沃里克郡Edge Hill的Horton采石场

(d) 三叠纪木，来自澳洲新南威尔士省Bundanoon的Hawkesbury砂岩

by Dr. Terry Mortenson

当今世界大多数人，甚至教会大多数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地球和宇宙已存在数百万年（甚至数十亿年）。公立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年老地球论，而且如果提出疑问就会被嘲笑。但原来情况并不是这样，让我们来看看这一转变的历史过程，以及背后的原因，弄清楚这两点很重要。

地质学建立之初
地质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有两百年的时间，该学科的研究内容包含系统实地考察、对岩石和化石的收集和分类、推测并重构岩层和化石的形成史。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已经注意到岩石中的化石。很多人认为化石是由前生物的残骸变成的石头，而很多早期的基督徒，包括特土良（Tertullian）、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奥古斯丁（Augustine）都认为这些化石是挪亚洪水所致。但很多人不接受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些化石也许是大自然开的玩笑，也许是石头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被赋予了生命，也许是上帝的创意，甚至可能是撒旦的骗局。直到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 1635-1703）在显微镜下观察并分析了木化石，确认了化石是前生物遗骸矿化的结果，这场争论才最终得以平息。

1750年以前，丹麦最重要的一位地质学思想家是同为解剖学家的斯滕森（Neils Steensen, 1638-1686）。他确立了叠复原理（principle of superposition），即沉积岩层是以一种连续的、水平的形式沉积而成，所以较低地层的形成先于其上的地层。在他的著作《先驱》（Forerunner，1669）里，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地球的年龄约有6000年，含有化石的岩层是在挪亚洪水中沉积形成的。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多位作者在著作中都重申了这个观点，其中有英国地质学家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1665-1722）和德国地质学家莱曼（Johann Lehmann，1719-1767）。

18世纪后期，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地质学家厌弃圣经对挪亚洪水的记载，他们认为岩层是经过漫长的自然过程形成的。还有几个颇有影响力的法国人也强化了数百万年的概念。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布丰（Comte de Buffon，1707-1788）在他的著作《自然的分期》（Epochs of Nature，1779）中，想象地球曾像一个炙热的球体，经过约75000年冷却到现在的状态（他未出版的手稿说经过约300 0000年）。天文学家拉普拉斯（Pierre Laplace，1749-1827）在他的《宇宙系统说明》（Exposi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Universe）中提出了星云假说（nebular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太阳系曾是一团旋转的热气云，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冷却、凝聚，最后形成了多个行星。壳类动物专家拉马克（Jean Lamarck）在他的《动物学哲思》（Philosophy of Zoology）中也主张生物漫长进化的理论。

亚伯拉罕•沃纳（Abraham Werner，1749-1817）是德国广受欢迎的矿物学教授。他认为，大部分的地壳是全球海洋在大约一百万年的缓慢消退过程中通过化学或物理作用沉积而成的。这是一个简洁的理论，但是沃纳没有考虑到岩石中的化石问题。犯下了严重错误，因为化石说明了沉积岩的形成年代和形成速度。19世纪很多伟大的地质学家都是沃纳的学生，都受沃纳的年老地球观影响。

在苏格兰，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1726-1797）提出一套不同的地球历史论。他大学学医，毕业后接管了家族的农场。不久他发现了自己的真正爱好：地球研究。1788年他发表了题为《地球论》（Theory of the Earth）的期刊论文，1795发表同名著作。他提出，大陆曾被缓慢侵蚀，沉入海洋。这些沉积物在地球内热的作用下逐渐硬化，后在震动中隆起，形成新的陆地。新的陆地又会被侵蚀，沉入海洋，硬化，再上升，如此循环往复。在他看来，地球的历史周而复始，以至无穷。

灾变论和均变论的辩论
Georges Cuvier
Georges Cuvier (1768–1832)

沃纳和赫顿都没有太注意化石的问题。然而，在19世纪早期，法国著名的比较解剖学家兼脊椎动物古生物学家乔治斯•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8-1832）提出了灾变地球史。他在《地表革命的探讨》（Discourse 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Surface of the Globe，1812）中清楚地阐释了这个理论。居维叶认为，在漫长、无尽的地球史中，很多地区性甚至全球范围的洪灾毁灭了生物，并把它们填埋在了沉积物中。其中只有一场灾难性洪水发生在人类被造之后。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1769-1839）是一位排水工程师和勘测员，他在英国工作时对地层和化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居维叶一样，他也持年老地球灾变论的观点。在1815至1817年间出版的三本著作里，他首次绘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质图，并根据某些（指标）化石的特性阐释了岩层的顺序及其相对的年代。他根据岩层中的化石发展出测定岩层相对年代的方法，因此被称为“英国地层学之父”。

Charles Lyell
Charles Lyell (1797–1875)

灾变论遭遇重创是在1830至1833年间。此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1797-1875），一名律师，巴克兰（Buckland）以前的学生，发表了影响非凡的三卷著作《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赫顿的观点在莱尔这里得到复兴，甚至扩充。莱尔在著作中提出了他认为应该主导地质学解释的原理。他的理论是彻底的均变论。他强调，我们应该单以现今观察到的地质变化的强度和量级来解释过去地质活动的岩石记录。换句话说，地质变化过程在地球史中一直是均一的。莱尔坚称从来没有发生过大洲或全球范围的洪灾。

对创世记洪水历史和圣经纪年的信仰遭到破坏，人们往往将此全归功（或归咎）于莱尔。但必须承认，在莱尔的著作问世以前，很多基督徒（地质学家和神学家）已经贬损了圣经的教导。虽然灾变论（译注：多次灾变论）大大地减弱了挪亚洪水在地质上的意义，并且使地球史的时间跨度远超过传统圣经观，但莱尔的著作成了击垮挪亚洪水观的最后一击。他用缓慢渐进的过程解释整个岩石记录，把挪亚洪水变成地质史上未曾发生的事件。虽然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只有少数的一些人持灾变论，且认为挪亚洪水在地质上无足轻重，但灾变论并没有立刻销声匿迹。

到了19世纪末期，所有的地质学家都认为地球的年龄有亿万年之久。1903年人们就开始研究出放射性测年法，在整个20世纪的进程中，地球的年龄被延展到45亿年。

基督徒对年老地球论的回应
在19世纪上半叶，教会对于灾变论和均变论的年老地球论作出了不同的回应。英国和美国的一些作家被称为“忠于圣经的地质学家”，他们从圣经、地质学和哲学的角度提出驳斥年老地球论的论点。其中有科学家，也有牧师。有些既被按立神职，又有丰富的科学资历，这在当时很常见。其中有很多人按照当时的标准已达到地质学专业水平，不仅博览群书，也亲自对岩石和化石进行细致谨慎的考察。他们认为，圣经关于创世和挪亚洪水的记载远能比年老地球论更好地解释岩石记录。

Thomas Chalmers
Thomas Chalmers (1780–1847)

19世纪早期，尽管均变论者和灾变论者仍在辩论，而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还处在萌芽期，还有一些基督徒仍然不暇思索地接受了数百万年的概念，并试图将这漫长的时间揉进《创世记》。1804年，年轻的长老会牧师托马斯•查默斯（Thomas Chalmers，1780-1847）开始教导基督徒应该接受数百万年的概念；1814年，他在对居维叶著作的评论中提出，这一段时间可以放于《创世记》1:1和1:2之间。当时，查默斯是一位极有影响力的传道领袖，结果间隔论变得十分流行。1823年，备受尊敬的英国神学家乔治•法伯尔（George Stanley Faber，1773-1854）开始宣扬一日一纪论，即创世中的“日”不是字面上的一天，而是象征久远年代。

要接受这些地质年代，基督徒不得不重新解读挪亚洪水。19世纪20年代，长老会牧师约翰•弗莱明（John Fleming，1785-1857）认为挪亚洪水十分平静，未能留下持久的地质证据。公理会神学家约翰•史密斯（John Pye Smith，1774-1851）更将之视为一场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今天的伊拉克）的区域洪水。

在19世纪早期，自由主义神学主导着欧陆的教会，并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侵蚀英国和北美。自由主义者认为，《创世记》1-11章的记述与古巴比伦、苏美尔和古埃及传说中的创世、洪水神话一样，既非史实，也非科学。

Gap Theory
虽然忠于圣经的地质学家不懈努力，但各种年老地球论对《创世记》的解释还是盛行开来。直至1845年，所有《创世记》的注释书都遗弃了圣经纪年和全球洪水的史实。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时（1859），年轻地球论基本上已从教会中消失。从那时起，大多数基督徒领袖和学者都接受了数百万年的时间概念，并主张地球的年龄并不重要。不久，很多敬虔信徒也接受了进化论。篇幅有限，这里仅提几个例子。浸信会“布道王子”查尔斯•司布真（1834-1892）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年老地球的地质论，尽管他从来没有解释如何将这漫长的年代融入圣经。在1855年的一次讲道中他说：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世界的起点是什么时候？很多年前，我们以为世界的起点就是亚当来到世界的时候。但是我们发现，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上帝已在准备混沌物质，预备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然后将各种生物放在其中，它们会死并且留下痕迹，以证实上帝在尝试创造人类之前，亲手做成的奇妙之工。”

普林斯顿神学院伟大的长老会神学家查尔斯•霍奇（Charles Hodge，1779-1878）坚称地球的年龄并不重要。他一开始支持间隔理论，后来又改为支持一日一纪论。在他死后50年，他的妥协促成了普林斯顿自由神学的最终胜利。

司可福（C. I. Scofield）把间隔论放在了《司可福串注圣经》创世记1:2的注释里，这本圣经为世界数以百万的基督徒使用。最近一位备受尊敬的旧约学者辩称：创世记1章表面看来，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整个创造过程用了六天。如果这就是希伯来作者的原意……那么这似乎和现代的科学研究相抵触，因为科学研究显示地球是在几十亿年前被创造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很多类似的说法出自基督教学者和领袖们，从他们对创世记的解释可以看出，他们以为地质学家已经证实了地球有亿万年的历史。结果，世界上大部分神学院和基督教大学都采取了妥协姿态。

妥协是不必要的
这种妥协可悲又具讽刺意味，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进化论者的研究往往无意间佐证了创世记1-11章的真理。莱尔的均变论原理一直主导着地质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杰出的英国地质学家德里克•阿格尔（Derek Ager，1923-1993）和其他人不断地挑战莱尔的假设。他们认为，很多的岩石记录证明岩层的侵蚀和沉淀是在灾难中迅速形成的，这大大地缩减了很多沉积层形成所需的时间。阿格尔至死都是一个无神论者（从他的文章中得知），他对莱尔在地质学上的影响是这样解释的：

“我一直在试图说明我对于地质学落入均变论者手中的看法。相比在该领域的观察研究，均变论者们更多地受当时社会、政治历史所左右……换句话说，我们自甘被洗脑，不允许对过去事件作出任何激进的、或说是‘灾变性’的解释。”

这些对岩石的“新灾变论”解释与“洪水地质学”的复兴同期发展起来。“洪水地质学”对地球历史的观点和19世纪忠于圣经的地质学家的观点相似，并且是年轻地球论的主要部分。1961年，两位博士约翰•惠特科姆（John Whitcomb）和亨利•莫里斯（Henry Morris）出版了《创世记大洪水》（The Genesis Flood），年轻地球论才真正进入人们视野。现在这一运动已拓展全球，关于这一科学模型的学术论述也在与日俱增。

今天很多基督徒主张我们需要用“智能设计”的观点来反驳达尔文学说，却把《创世记》排除在公众讨论之外。在19世纪早期，自然神学方面的著作已经采用过这一策略，以19世纪30年代著名的八卷本论著达到顶点，这八卷本统一被称为布里奇沃特论文（Bridgewater Treatises）。这些书白费唇舌，并没有扭转社会文化向无神论和自然神论滑跌的趋势。事实上，他们在地球年龄上妥协，在护教的辩论中忽视圣经，使教会变得更加软弱。同样的事情今天仍在上演。

著名的无神论进化论者、哈佛大学生物学家迈尔（Ernst Mayr）如是说:

达尔文的革命始于一个发现：地球明显是非常古老的，而不是在仅仅6000年前被创造的。这一发现如同雪球引发了整个雪崩。

迈尔是对的，是地球的年龄问题（而非达尔文的理论）引发了不信（西方教会和社会偏离圣经）的雪崩。但在数百万年的概念是一项科学“发现”上，他错了。这其实是用反圣经哲学假设来解释岩石和化石的结果。历史研究表明，拉普拉斯(Laplace)是一位公开的无神论者,布丰、拉马克、沃纳和哈顿持自然神论或无神论,居维叶、威廉•史密斯和莱尔是自然神论者或摇摆的有神论者。这些人都没有公正地、客观地追求真理，他们也影响了对此妥协的基督徒的思想。

赫顿的陈述代表了莱尔、布丰和其他人的论述。他坚称：“地球的历史必须凭现在所见的、正在发生的过程来解释……没有非自然的力量作用在地球上，除了我们所知的那些原理之外，没有任何活动应该得到承认。” 由于他坚持认为地质学家只能从已知的、当前的自然过程进行论证，这就排除了创世记所描述的超自然的创造和史上仅有的一次全球洪水，而在这之前他还没有研究过岩石。

难怪哈顿看不到印证圣经关于创世、全地性洪水和地球年龄的大量地质证据。也难怪在过去的200年，地质专业的学生都被同样的假设洗脑，同样无法看见这些证据。我们也不应稀奇大多数基督教领袖和学者对这些证据一无所知，毕竟很多年轻地球论者从前也一样经历过洗脑。

妥协的灾难性后果
19世纪早期以圣经为依据的地质学家反对年老地球论，这不只是因为这种理论反映的是错误的科学论证并且和圣经相悖；还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在这些理论上的妥协，最终会给教会的健康以及教会对一个失落世代的见证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英国国教牧师亨利•科尔（Henry Cole）写道：

“很多备受尊敬的地质学家对圣经的尊敬之意是分裂的，他们将圣经的历史部分和道德部分进行区分，认为只有后者是默示的，是绝对的真理；但前者并非如此，因此可以无限度地接受哲学和科学的解释、修改或否认！根据这些不敬的、不信的修改和分离，上帝默示的话语还不到三分之一；因为抽象的道德启示、教诲和训诫所占的篇幅还不到三分之一。所以另外的三分之二可以接受任何科学的修正和解释；或者出于科学需要，也可以完全被否认！保守地说，凡在人面前公然怀疑圣经任何部分的默示，在上帝眼中就是怀疑整本圣经的默示……对于一个蒙启示的国家，这些事情会导致国民的怀疑、不信和叛教，并招致上帝公义的审判。”
科尔以及其他反对年老地球论的人明白，圣经的历史部分（包括《创世记》1-11章）是其中神学和道德教导的根基。毁坏了历史部分的可信性，不论是在教内还是在教外，你终将会看到对道德部分的厌弃。如果以圣经为依据的地质学家今天还活着并看到下面的图片，他们会说：“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在欧洲和北美，那些曾经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的历史，正印证了忠于圣经的地质学家对教会和社会的最大担忧。

教会，特别是领袖和学者，不要再忽视地球的年龄和那些证实上帝话语的科学证据了。基督徒要为向数百万年概念妥协而悔改，并再次相信并教导《创世记》1-11章的真理。是时候恢复我们的文化了！

Castle Diagram
科学家宣称某块岩石有几百万年之久，他们说：“你们可以相信我，因为我是一位科学家。” 于是神学家听到这些科学家的说法就妥协了。他们于是就接受这数百万年的理论，在把它们添加到圣经里! 能没有这方面装备的神学家就只能把这种看法和思想强加的圣经之中，但圣经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年老地球论的说法。

T. Mortenson, The Great Turning Point: The Church’s Catastrophic Mistake on Geology—Before Darwin (Green Forest, AR: Master Books, 2004) 详细论述了这些人如何反驳正在逐渐兴起的年来地球论和妥协理论。

C.H. Spurgeon, “Election,” The New Park Street Pulpit 1 (1990): 318.

关于这一悲哀的叛教历程，更多历史资料参见 J. Pipa and D. Hall, eds., Did God Create in Six Days? (Whitehall, WV: Tolle Lege Press, 2005), p. 7–16.

G.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Chicago, IL: Moody Press, 1985), p. 187.

D. Ager, The Nature of the Stratigraphical Record (New York: Wiley, 1981), p. 46–47.

E. Mayr, “The Nature of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Science 176 (1972): 988.

J. Hutton, “Theory of the Earth,” Tra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1788, quoted in A. Holmes,

Principles of Physical Geology (New York: Ronald Press Co., 1965), p. 43–44.

H. Cole, Popular Geology Subversive of Divine Revelation (London: Hatchard and Son, 1834), p. ix–x, 44–45 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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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answersingenesis.org/zh/%E7%AD%94%E6%A1%88/%E2%80%9C%E6%95%B0%E7%99%BE%E4%B8%87%E5%B9%B4%E2%80%9D%E7%9A%84%E6%A6%82%E5%BF%B5%E4%BB%8E%E4%BD%95%E8%80%8C%E6%9D%A5%EF%BC%9F/

对华援助新闻网消息：（上海-2024 年 6 月 11 日）公民记者张展女士因在武汉记录报道新冠疫情爆发的相关指控而入狱四年，5 月 13 日从上海女子监狱获释。近日，张展受到上海警察的警告，别碰“红线”。

英国活动人士，张展关注组发起人王剑虹女士表示：中国著名公民记者张展 6 月 9 日在微信朋友圈发出消息，她被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宣桥派出所盘问、威胁。警察警告她，再碰“红线”就进去（入狱）。张展在贴子中说：你们保护了谁的红线。老百姓的命是红线吗？还是“上级的意见”？我不想进去（入狱），我也不是该进去的人。

在 5 月 29 日，张展在基督教家庭教会在线网络平台“中国的下午五点钟国度祷告会”分享她作为基督徒的软弱、恐惧和盼望。她出现在视频中露面时立即泣不成声，她流泪满面的说：自己并不坚强、很喜欢哭。在狱中，她为狱友的疾病做医治祷告，神听了她的祷告，这是很神奇的事。尽管出狱仍被监视、没有自由，她很想参加主日敬拜，很想见弟兄姐妹。分享中几度落泪。她很感谢大家持续的为她祷告。（Youtube 24分-33分）

她说：在监狱中体验跟神一起，产生感恩，没有一丝的抱怨，是纯粹极致的喜悦。我的这种体验让我知道天国是存在的，世界上的痛苦是暂时的。只是我无法跨越的坎，就是家里人还没有信主，我不希望家人处在恐惧的状态下。

外界不知道她再次被传唤是不是跟她在这段视频讲话有关？视频露面是不是算踩到了“红线”？

有女信徒回应：她的受苦不会是白白的，上帝会将她的眼泪装在皮袋里。上帝已经接纳了她。她的软弱比我们很多人都坚强。天父会体贴她的家人，如同她接纳她的家人一样。祷告会平台为她的家人祈祷。

张展获释后，海内外朋友非常关心她的健康情况，上海律师彭永和第一时间突破阻力成功地探视张展后，5 月 31 日，彭遭当地警察传唤到所在地辖区的宣桥派出所，他的多件电子产品被扣。警察没有出示任何书面手续。

在新冠病毒爆发的最初阶段，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人们根本就不熟悉这类新型病毒以及疫情所带来灾害。2020 年，张展在武汉实地报道，象征着民众在初期疫情暴发时对政府处理方式的不信任，以及对未经过滤的真实信息的渴望。她置身疫情第一线，深入到医院的走廊，1100 万人口的城市犹如死城一样的沉寂，街头巷尾空荡荡的。不久打击便开始了，全国进入严密的封锁，她也被封口，被捕入狱。

不幸的是，中国将记录真相的人视为社会不稳定的对象，孰不知窒息社会的声音会是真正动荡的根源。许多试图在中国国内为张展发声的人似乎也成了目标。张展的人身是否自由关系到中国法治的一个指标。官方和民间可能存在分歧，但各方都希望中国社会能够取得更长足的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毫无条件的尊重其本国伟大公民张展女士的基本人权，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她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包括监视、审查、骚扰和恐吓。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高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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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hinaaid.net/2024/06/blog-post_64.html

《美人鱼》这幅画是由俄罗斯艺术家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克拉姆斯科伊根据N.V.果戈理的《五月之夜》绘制的。画家相当自由地解释了他的主角列夫科的梦，把重点不是放在他的主题上，而是放在乌克兰的一个神奇的月光之夜的形象上。

观众看到一个杂草丛生、原木覆盖的河岸，一群风景如画的溺水妇女正安详地坐在上面。他们娇小的身影被满月照亮，这使他们看起来更加摇摇欲坠和不真实。女孩们的面孔悲伤而忧郁，她们都处于绝望的乌托邦状态。

一座古老的庄园矗立在背景的右上方，而黑暗的密林则位于视线之外的左侧。这幅画的色彩是阴郁而平静的，一些阴郁的色彩被画得很好的月光柔和了，月光慷慨地照亮了这个场景。

克拉姆斯基对乌克兰民间故事中的魔鬼、女巫和美人鱼的世界非常着迷，这就是他选择这一主题的原因。克拉姆斯科伊对与果戈理作品的对应关系不感兴趣；他想传达乌克兰童话之夜的美丽，以及他对可怜的美人鱼女孩的同情，这些简单的农妇悲惨地结束了她们的世俗生活。

在这幅画中，克拉姆斯科伊决定承担一个对画家来说相当困难的任务–描绘月光，使其在画面上看起来像真的一样。画家在这幅画上工作了很长时间，试图用他自己的话说 “正确地抓住月亮”。虽然他对这幅画的最终版本并不完全满意，但评论家们评论说，克拉姆斯科伊成功地传达了主题的幻想和童话性质，并成功地在他的作品中捕捉到了一丝月光。

《圣母的订婚》这幅画是专门为圣约瑟夫礼拜堂设计的。

据学者们说，拉斐尔是受到他的直接老师佩鲁吉诺创作的两幅作品的启发。

拉斐尔将自己的名字直接刻在了神庙的画上，同时也刻上了日期。所描绘的是约瑟给马利亚戴戒指的历史性时刻。在他的手中，我们可以看到杖，这是被选中者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它已经开花结果，而其他的却没有。我们看到两个已经幻灭的人，正在破坏工作人员。

构图的结构是由多边形的寺庙创造的。它主宰了一切。正是这所寺庙决定了这幅画中所有人物和前景的主要群体的排列方式。画家创造了一个以寺庙为中心的特殊辐射系统。通过众多的拱廊和门洞向远处望去，观众会觉得这个系统在这个充满宏伟的建筑的另一侧很有逻辑地继续下去。

该作品有一个圆形结构。这种节奏在这场婚礼的宾客群中得到了呼应。

就颜色方案而言，应该提到的是，主要使用棕色和金色，同时也夹杂着一些其他颜色。画面中所有人物的身材都非常轻盈。似乎他们处在一个非常纯净的氛围中。天空的蓝色对创造这种气氛有很大帮助。

拉斐尔的结构在许多方面与他的老师佩鲁吉诺的作品相似。与横向构图相比，拉斐尔的作品有一个圆形结构。正是这种带有多边形建筑和人物群的特殊构图，使拉斐尔的作品与他的老师的作品完全不同。在艺术家的画中，所有的空间都更加开放，透视本身也被描绘得非常巧妙。

这幅画画于1945年，不仅象征着春天，而且象征着对一场可怕和血腥战争的胜利。在这幅画中，罗里奇的特点是光芒四射，明亮的光辉。这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春天，是和平对战争的胜利。这幅画的所有英雄都被描绘成浅色衣服，他们是女孩。她们是真正的俄罗斯美女，带领大家跳起了圆舞曲。在它的中心，站着他们选定的人，一个女孩，梳着长长的、低于肩膀的深色辫子，她把黄色的花朵编织在里面。她拿着一个由蒲公英一样的黄花组成的花环，类似于小太阳。所有参加圆舞曲的女孩头上都戴着同样的花环。

圆舞曲参与者的浅色衣服下面有红色的装饰品，表明了古老的斯拉夫习俗。而在他们旁边，男人和年轻男孩正坐在那里休息。他们中的一些人为女孩们吹笛子，一些人只是看着她们快乐地跳舞。一场舞蹈正在围绕一块大石头进行，舞蹈的中心站在石头上。在舞蹈发生的山上，蒲公英到处盛开。在背景中，河流开始了，其浅蓝色的表面光滑，没有一丝波浪。

似乎黎明刚刚到来，因为人们还在阴影中，但在一些地方，太阳的强光，黄色和茂盛，已经显现出来。树木生长在右侧，在山坡上形成一个小森林。背景中的山是绿色的，就像前景中的草一样。这里的天空很浅，几乎是灰色的，都是清晨的指示。在春天战胜冬天，和平战胜战争的时候，一个清晨。

古代中国作为一个长时期内循环的乡土帝国，虽然统治者经常吹嘘用人上“唯才是举”，但多半时候都是近亲繁殖、任人唯亲，外国人更不可能进入中国政坛。但在满清后期却有一个英国人例外，他不仅凭着一品大员的身份控制满清海关达48年之久，在各个方面深度介入中国政治，而且缔造了满清不贪腐的部门神话，从1861年到1908年，海关近乎杜绝了腐败，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唯一一块净土，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为满清的“江山永固”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他就是英国人罗伯特-赫德。1835年2月20日，赫德出生于英国，从小学习勤奋，是个学霸。1854年的5月，赫德拿着父亲赞助给他的五十英镑奔赴中国，立志踏入政治生活，要在中国官场有所作为。。只要吸引他，不管是在哪一个部门他都乐意。在香港天资极高的这个赫德仅仅用了三个月就学会了汉语。还有广东话，他还按照中国士大夫的习惯给自己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中国名字：鹭宾•赫德。和心高气傲的英国官员不一样，年轻的赫德并没有把自己困在洋人的小圈子里面。很快，他就摸清了中国的国情和很多的满清官员，并两广总督交上了朋友。1858年的3月，赫德被调往广州，担任广州领事。

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海关官员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是得继续进行，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

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僭越。不过令中方官员想不到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也没有什么贪腐，并将收到的税款如数交给了中方。于是，清政府便很高兴地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与英美等国签定条约。从此开始由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

后来英国人赫德来到北京，与恭亲王具体谈到海关改革时，恭亲王与赫德谈了一些中国官场上极为敏感的话题。恭亲王说，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

赫德是当时英国北爱尔兰人，开始他在宁波领事馆做翻译，后来到广东海关管理税务。通过一个多月的接触，恭亲王对他的诚实、能干和专业素养非常信任。他甚至说，“如果我们有100个赫德，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因此，1863年，赫德得以接任总税务司，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对中国海关的管理。

赫德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海关的腐败。晚清海关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鸦片战争之前，因为非法鸦片贸易的猖獗，海关官员最主要的来钱方式变成了庇护鸦片走私。各级海关关员都“广泛地参与了走私活动，并从中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所有的人，从最高级的海关监督到最低级的杂役，都参与了这种腐败。他们定期向商人索取高额的费用，然后默许鸦片走私的进行。正是在这种放纵下，走私变得极为平常，有时竟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

海关的腐败不仅让外国商人头痛，其实也是中国历代皇帝头疼的问题。皇帝们虽然对自己的亲信们都很关照，但是他们也不希望自己治下任何一个部门腐败成风。

历代皇帝都对税关下达过整改命令，但是这些命令几乎都没有任何效果。既然制度上不能有为，那只能抓贪官来泄愤。所以当皇帝一高兴想要反腐的话，海关监督就成了一个高危职业。

赫德却不想以反贪风暴来改变海关面貌。他要做的，是从制度上彻底更新，对腐败来个釜底抽薪。

赫德的改革分四步走。

赫德首先做的，是建立新的会计制度。清代海关原来的会计账簿比较落后，不但所有陋规和灰色收入不能体现，甚至收到的“正税”也存在被化公为私的现象。之后，赫德对中国海关最早的记账形式进行了改革，他淘汰了中国传统的旧式清册，建立了一套严格、详细、可靠的会计制度。这套新制度对海关税收的上缴和留用可以进行详尽的便于查询的记录。明晰的财会记录使得做假账更加困难，从而有效地遏止了海关腐败，提高了海关行政效率。

第二步，赫德建立了有效的审计制度。他专门设立了稽查账目税务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对各关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监督。其中正稽核专门负责巡视各口海关，每年至少去每个港口检查账薄和账目一次。稽查方式是抽查，“他会出其不意地下去并做到：1.账目一直记到最近的；2.金库金额和账簿试算表相符合；3.因为人们不知道他什么地方不检查，所以他的巡查就将使一切都更加仔细。”

稽查税务司的权力很大，每到一处，正稽核就马上接管保存结余或相关的单证及支票和存折的保险柜的钥匙和全部账册，不受任何干扰。一旦发现有未经授权的支出、滥用公款或其它不正当行为，他就有权停止任何税务司或负责关员的职务。

第三步，是人事制度改革，对海关进行换血，把海关重要岗位基本上都换为外国人。通行的公文用英语，清朝大员也看不懂。赫德坚持，总理衙门必须赋予他人事的全权，“总税务司是唯一有权将人员予以录用或革职、升级或降级，或从一地调往他地者”。

这一制度的要点是“进人必考”。其他任何人和机构，包括他自己都不能安插自己的私人。在这方面赫德主要借鉴的也是英国经验，因为当时的英国已经拥有一套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实行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先后在上海、九龙、广州、青岛和伦敦等地设置考点，不管是谁介绍来的人，必须参加考试。

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在中国海关里安排一个职位。赫德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第四步，有法必依，严格执法。在处理违规行为上，赫德非常果断，从不搞“下不为例”。对于贪污、侵吞、挪用、受贿等不廉行为者，一经税务司上报总税务司，立即开除。这一点他说到做到，甚至自己也会主动负连带责任。1873年4月，一个副税务司的失职造成了海关23000两银子的损失，赫德认为自己有失察之责，用自己的钱填补了这个亏空。

关于道德约束和制度约束，赫德与中国官员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讨论。1864年7月29日，赫德同中国官员董恂和文祥一起漫谈“道德”这个话题。赫德回忆：我说中国人和我们不同之处可以追溯到根本的出发点:中国人说人性善，我们说人性恶。中国人因而求助于教育养成的规矩；我们则通过“惩”，对违法进行治理和处罚，树立法律和规章。

第五步，工资制度改革。当时，旧式海关各级工作人员名义上工资都极低，表面上看差不多是给大清帝国免费打工，但是实际上他们却个个都是超级富翁。赫德说：“中国的祸根在于官员薪俸低微不足。”

赫德说，为了使海关改革卓有成效，必须用支付高薪的方式使关员们保持廉洁。“一切费用，不可减少。若少，则所用之人，必为奸商所买。”

赫德制定了《中国海关管理章程》，实行高薪养廉。但是前提是公开透明，把海关关员的收入晒在阳光下。以华人为主的职务，工资虽然低于洋员，但是与中国社会的普通标准比起来也是非常高，几乎是其他国家相应的行政机关的两倍。除了基本年薪外，关员还享有年度奖金和福利津贴。员工在海关工作一定年限后能获得一笔额外的工资，如表现突出还会得到额外奖金和加薪，当时海关的中级职位，年薪最多的可高达9000辆白银，这个是满清一品大员的工资啊，而赫德本人的工资和清朝的清王是一样的，年薪1万两白银。在海关干得越久，获得的待遇就越高，保障也越丰厚，这无形之中提高了海关人员的参与腐败的成本。

高薪养廉制度使关员无后顾之忧，也不必去冒贪污中饱的巨大风险，也保证了关员们的工作热情，促使他们长期地为海关效力。“新关之所以能如此高效运作与其高薪的工作报酬是直接相关的。”

综合起来看，赫德的几项管理制度是相互关联的：高薪激励机制，让关员们“不想贪”。先进的会计制度和审计监督制度，让关员们“不能贪”。严明惩戒制度，让关员们“不敢贪”。这三者互为补充，不可分离。

赫德不仅自己在海关实行高薪养廉，还把这个做法作为一项重要建议，贡献给清朝政府。当然，清政府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高薪养廉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海关经费的大幅增长。在清代旧海关时代，粤海关每年经费很低，每年不过花掉一万多两。但是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后，这项经费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而逐步提高。到1898年，因金镑涨价，赫德以各关洋员薪水按银发给，以银换金,“亏累太大”为名，又请增税务司经费。他的理由是：“如果不给他足够的资金，就无法期望他们保持廉洁。”海关经费由此每年达到3168000两。

但是清政府却很痛快地批准了如此高的经费标准，这是因为朝廷认为这些经费花得值得:在赫德的管理下，关税收入迅速提高。1861年，海关税收是490余万两，到了1871年，仅仅十年，就达到1100余万两，翻了一番。到1904年赫德离职时，已经达到30206504两，翻了6倍多。

与此同时，1861年海关税收约占清政府总财政收入的9%，到了1864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了12%，到1885年增加到了18.8%，而到了1887年，由于税厘并征的实行，海关税收占清政府财政的比重迅速提高到了24.35%。

赫德主掌的海关极大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窘境。税收犹如国家经济的血液，清政府在濒死的边缘，获得了海关税收大量增加所带来的新鲜血液，让它又苟延了几十年的寿命。

赫德为什么能成功地改革海关，除了合宜的制度建设之外，还有以下因素：

第一，是赫德本人的素质和人格魅力。赫德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又极为敬业，是个工作狂，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数十年如一日。

第二，总税务司这个职务处于多重焦点之下，关注度高。清政府虽然把海关委托给他管理，但是从制度上来说，可以随时换掉他。与此同时，德、法、俄、日等国家，都对总税务司一职垂涎三尺，如果他行为稍有不检点，就很可能下台，这让他不得不殚精竭虑，抓好管理。

第三，他能准确地认识自己，恰当地处理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赫德多次重申:“总税务司署，乃系中国机关，总税务司系受中国政府之任命，办理海关事务。故总税务司在执行关政上，对于中国政府系协助之性质。自不应蔑视中国之主权，而谓政由我出”。

赫德非常清楚这样做的理由:“我们做的是中国的工作，人家付钱让我们做的是中国的工作，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的话，我们必须遵从中国的方式和观点”。

赫德非常注意尊重中国政府的权威，而中国政府对新式海关的管理也感到满意，给了赫德极大的管理自由空间。晚清的中国海关也称“洋关”、“新关”，管理国际贸易。与之相对的则是内地的“常关”、“旧关”，由清政府官员主管。“洋关”高效廉洁，“常关”贪腐蔓延，形成鲜明对比。

所以晚清政府给了赫德极高的评价，“伏查总税务司赫德自咸丰四年来华，至同治二年补授今职，综理各关税务，布置周密，收数递增，确著成效”，“在中国总司税务，宣力有年，卓著成效，国家深资倚重”，“中国海关岁收税项日见起色，莫不盛推总税务司综核之功。”1908年，清政府赏赫德尚书衔，并在他死后追封太子太保，这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的最高荣誉。

第四，赫德的改革是理性的、渐进的。赫德有着英国式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主导的新海关与中国旧海关并非一刀两断，而是有所继承。比如新式海关在税款解缴存放方面继续沿用了传统的关银号制度，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由新式银行取而代之。

赫德曾经说过:“中国对于欧洲的任何制度都不会原封不动地接受，因此必须改头换面，才能适合中国人的眼光。改头换面以后，内部的骨架子必须是坚固有力的，五官四肢仍然是完备的，全体的职能当然还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正如同普通的内地人看一个穿大礼服的中国人觉得奇怪一样，一个严格的西方专家看见这种改头换面的制度也会觉得不顺眼的。我主张缓步稳进，开始时只做一些必须做而且可能做到的事，但是有眼光的人们大概会因小见大，看到将来发展的远景的。”

因为海关管理的成功，清政府扩大了赫德的权力，让他接手了一部分沿海常关也就是内地税关的管理工作，希望赫德能对它们进行近代化改造。

在将洋关制度移植到常关管理领域时，赫德尽可能留用了常关原套人马，对原有“工作手续和人事将不作任何不必要的变动”，避免引起较大震动，接管五十里内常关的工作因此稳妥推进，取得成功。在帮助清政府创办现代邮政制度时，赫德也说，“为各方面的利益计，我们应该效法的是龟行，而不是兔走”。

当然，虽然非常尊重中国政府的权威，但赫德作为一个西方人，仍然坚持认为西方的政治文明发展是高于中国的，他曾试图把海关塑造成为“中国全面改革文职机构的典范”，以促进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升级。因此他提醒其他海关关员不要忘记“自己乃先进文明之代表，该文明与中国之文明截然不同，因之亦不必抑制发扬先进文明与推行西式成功经验有益成果之自然愿望”。

不管赫德的本心如何，他管理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其廉洁程度在两千余年帝制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可以说是绝无仅有。魏尔特在《赫德与中国海关》中说，“赫德任期内海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没有超过五起。”这一事实说明，贪腐在中国并不是难以治好的绝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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