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 耀 的 王 是 誰 呢 ?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 他 是 榮 耀 的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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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圣经的来源

林振时著

 在十九世纪末,中国的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四千分之一左右,却有二十七种圣经中文译本,另加上九十九种的方言译本。这种似乎是“百家争鸣”的热闹现象,却造成经不同文,诵不同音,传不同心的困难。我们可以想像,这样的混乱情形,对于刚萌芽的中国教会,是多么的不利!

感谢主,祂感动当时有远见的宣教士们,看出这个根本问题急待解决:更使他们肯捐弃宗派地域及个人的成见,克服一切困难,组成和合的译经委办会,从事这项伟大而有永恒价值的事工。那是1890年的事。

圣经翻译委办会的成员共有七人,既属不同国籍,又来自不同的在华工作地区,并且各有自己的事奉工作范围,会聚自然是不容易的。早期的委办会主席是狄考文牧师(Rev. 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他的原文与中文修养很好,任事认真负责,为人诚实而有纪律。1906年十月十二日,新约全书正式翻译完成,并诗篇于1907年出版,是在马礼逊来华后一百年。翻译事工,前后用去了十六年的时间。

1908年,狄考文牧师去世。译经委办会主席的重任,由富善牧师(The Reverend 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继任。富善牧师已经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狄考文对译经的见解是“文言悦目,白话悦耳”,衡量之下,坚决主张采用白话文。这不仅影响后来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也给白话文运动树立了规模。富善是萧规曹随,看到事工的完成。

富善事坚持用口语翻译圣经的人。论希伯来文或希腊文他有基础;论中文,特别是北京话,更是他所喜爱的;他努力不断蒐集和运用北京话的词汇和成语,因此,这本圣经有相当的北京话色彩。他有清教徒那样的敬虔,为人又和善谦虚,平易近人,最是当主席的合适人选。

是由于语文的恩赐和兴趣,加上热爱中国人的心,使他对中文有极深的造诣。他编写了包括10,400汉字的中英袖珍字典,写了官话特性研究,还累积了三万九千个中文成语,按四千个中文字序编排。在此之外,他能欣赏中文的戏曲诗词,包括古老的诗经。他的书“成为西教士和外国外交人员学习北京话必备的参考书”。当时的英人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835-1911),被聘任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知道他的盛名,想用高薪延揽富善入海关服务。但富善持着他的呼召,谢绝了那有权有势有财的邀请,不肯出卖他的恩赐。

富善为了促进译经的事工,主张专职的加速译经。新约圣经的翻译,用了十六年才完成,旧约圣经的工作量更大,按照这样的速度进行,就不知在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委员们的年龄都很大,精力又不如往年。为了翻译工作,归根结柢为了给中国人一本译得合适的圣经,委员们要求各差会,给所有委员全职从事翻译,不要有其他工作缠身;差会终于在1912年答应他们专门从事翻译。

这是译经工作的转机。从此可以看出富善对中文圣经事工的认真,对文字事工的认识,使他重视译经。还有一件事,也看出他的卓见。那时,译经的委员七人,都是来自英美的洋人,他们各带一个中国人,作中文助手。
中文先生参加中文用字的推敲,出出主意…对一些问题有争辩的时候,只有权参加讨论,没有权参加表决。到了富善牧师当主席的时候,中文先生有了表决权。这是一项很大的改变。

这项“很大的改变”,实在有重要的意义。如此的决定,表明谦卑自认对中文学有不足,表明认识在翻译上,所译成文字表达的重要,也表明肯定中国人对译经工作的贡献:他们不是给洋人雇来的洋人工作,是为了中国人的灵魂而为主工作。相信赋予中国人对中文用字有决定权,会有增进品质的结果。盼望今天任用华人的洋人,和为洋人任用的华人,都能有这个认识。

在译经过程中,参加的人认真讨论,辩论,以致争论,由会议桌上延展到餐桌上,争论不休。还是贤慧的太太们想出办法,他们“自愿大声音朗诵故事,让丈夫们边吃饭边听故事”。这样才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也维持了礼貌。

全部圣经的翻译,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八年时间。参与译经事工的委员,前后有十六人;有的因为工作关系,中途辞职,有的大功未成身先死,中道辞世。从始至终参与工作,而又得亲见和合本圣经出版的,只有富善牧师一人而已,可谓善始善终。

中文和合译本的完成出版,不但是中国教会的一件大事,也是历代翻译史上的一项可记述的辉煌成就。在文学上,开白话文运动的先河,有甚大的影响;在属灵方面,使中国信徒统一的领受神的话,为复兴和增长铺路;在教会内,和合译本的问世,代替了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逐渐成为全华人教会公认的唯一经典,是真理的依据。

 

特别说明

我们通过公开渠道获得这些信息,不意味着具有此信息的使用权。本站属非盈利自愿者创建,如有版权争议,请来函告知以便我们删除。

和合本圣经的来源

林振时著

 在十九世纪末,中国的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四千分之一左右,却有二十七种圣经中文译本,另加上九十九种的方言译本。这种似乎是“百家争鸣”的热闹现象,却造成经不同文,诵不同音,传不同心的困难。我们可以想像,这样的混乱情形,对于刚萌芽的中国教会,是多么的不利!

感谢主,祂感动当时有远见的宣教士们,看出这个根本问题急待解决:更使他们肯捐弃宗派地域及个人的成见,克服一切困难,组成和合的译经委办会,从事这项伟大而有永恒价值的事工。那是1890年的事。

圣经翻译委办会的成员共有七人,既属不同国籍,又来自不同的在华工作地区,并且各有自己的事奉工作范围,会聚自然是不容易的。早期的委办会主席是狄考文牧师(Rev. 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他的原文与中文修养很好,任事认真负责,为人诚实而有纪律。1906年十月十二日,新约全书正式翻译完成,并诗篇于1907年出版,是在马礼逊来华后一百年。翻译事工,前后用去了十六年的时间。

1908年,狄考文牧师去世。译经委办会主席的重任,由富善牧师(The Reverend 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继任。富善牧师已经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狄考文对译经的见解是“文言悦目,白话悦耳”,衡量之下,坚决主张采用白话文。这不仅影响后来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也给白话文运动树立了规模。富善是萧规曹随,看到事工的完成。

富善事坚持用口语翻译圣经的人。论希伯来文或希腊文他有基础;论中文,特别是北京话,更是他所喜爱的;他努力不断蒐集和运用北京话的词汇和成语,因此,这本圣经有相当的北京话色彩。他有清教徒那样的敬虔,为人又和善谦虚,平易近人,最是当主席的合适人选。

是由于语文的恩赐和兴趣,加上热爱中国人的心,使他对中文有极深的造诣。他编写了包括10,400汉字的中英袖珍字典,写了官话特性研究,还累积了三万九千个中文成语,按四千个中文字序编排。在此之外,他能欣赏中文的戏曲诗词,包括古老的诗经。他的书“成为西教士和外国外交人员学习北京话必备的参考书”。当时的英人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835-1911),被聘任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知道他的盛名,想用高薪延揽富善入海关服务。但富善持着他的呼召,谢绝了那有权有势有财的邀请,不肯出卖他的恩赐。

富善为了促进译经的事工,主张专职的加速译经。新约圣经的翻译,用了十六年才完成,旧约圣经的工作量更大,按照这样的速度进行,就不知在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委员们的年龄都很大,精力又不如往年。为了翻译工作,归根结柢为了给中国人一本译得合适的圣经,委员们要求各差会,给所有委员全职从事翻译,不要有其他工作缠身;差会终于在1912年答应他们专门从事翻译。

这是译经工作的转机。从此可以看出富善对中文圣经事工的认真,对文字事工的认识,使他重视译经。还有一件事,也看出他的卓见。那时,译经的委员七人,都是来自英美的洋人,他们各带一个中国人,作中文助手。
中文先生参加中文用字的推敲,出出主意…对一些问题有争辩的时候,只有权参加讨论,没有权参加表决。到了富善牧师当主席的时候,中文先生有了表决权。这是一项很大的改变。

这项“很大的改变”,实在有重要的意义。如此的决定,表明谦卑自认对中文学有不足,表明认识在翻译上,所译成文字表达的重要,也表明肯定中国人对译经工作的贡献:他们不是给洋人雇来的洋人工作,是为了中国人的灵魂而为主工作。相信赋予中国人对中文用字有决定权,会有增进品质的结果。盼望今天任用华人的洋人,和为洋人任用的华人,都能有这个认识。

在译经过程中,参加的人认真讨论,辩论,以致争论,由会议桌上延展到餐桌上,争论不休。还是贤慧的太太们想出办法,他们“自愿大声音朗诵故事,让丈夫们边吃饭边听故事”。这样才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也维持了礼貌。

全部圣经的翻译,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八年时间。参与译经事工的委员,前后有十六人;有的因为工作关系,中途辞职,有的大功未成身先死,中道辞世。从始至终参与工作,而又得亲见和合本圣经出版的,只有富善牧师一人而已,可谓善始善终。

中文和合译本的完成出版,不但是中国教会的一件大事,也是历代翻译史上的一项可记述的辉煌成就。在文学上,开白话文运动的先河,有甚大的影响;在属灵方面,使中国信徒统一的领受神的话,为复兴和增长铺路;在教会内,和合译本的问世,代替了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逐渐成为全华人教会公认的唯一经典,是真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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