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时著
在十九世纪末，中国的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四千分之一左右，却有二十七种圣经中文译本，另加上九十九种的方言译本。这种似乎是“百家争鸣”的热闹现象，却造成经不同文，诵不同音，传不同心的困难。我们可以想像，这样的混乱情形，对于刚萌芽的中国教会，是多么的不利！
感谢主，祂感动当时有远见的宣教士们，看出这个根本问题急待解决：更使他们肯捐弃宗派地域及个人的成见，克服一切困难，组成和合的译经委办会，从事这项伟大而有永恒价值的事工。那是1890年的事。
圣经翻译委办会的成员共有七人，既属不同国籍，又来自不同的在华工作地区，并且各有自己的事奉工作范围，会聚自然是不容易的。早期的委办会主席是狄考文牧师（Rev. 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他的原文与中文修养很好，任事认真负责，为人诚实而有纪律。1906年十月十二日，新约全书正式翻译完成，并诗篇于1907年出版，是在马礼逊来华后一百年。翻译事工，前后用去了十六年的时间。
1908年，狄考文牧师去世。译经委办会主席的重任，由富善牧师（The Reverend 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继任。富善牧师已经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狄考文对译经的见解是“文言悦目，白话悦耳”，衡量之下，坚决主张采用白话文。这不仅影响后来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也给白话文运动树立了规模。富善是萧规曹随，看到事工的完成。
富善事坚持用口语翻译圣经的人。论希伯来文或希腊文他有基础；论中文，特别是北京话，更是他所喜爱的；他努力不断蒐集和运用北京话的词汇和成语，因此，这本圣经有相当的北京话色彩。他有清教徒那样的敬虔，为人又和善谦虚，平易近人，最是当主席的合适人选。
是由于语文的恩赐和兴趣，加上热爱中国人的心，使他对中文有极深的造诣。他编写了包括10,400汉字的中英袖珍字典，写了官话特性研究，还累积了三万九千个中文成语，按四千个中文字序编排。在此之外，他能欣赏中文的戏曲诗词，包括古老的诗经。他的书“成为西教士和外国外交人员学习北京话必备的参考书”。当时的英人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835-1911），被聘任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知道他的盛名，想用高薪延揽富善入海关服务。但富善持着他的呼召，谢绝了那有权有势有财的邀请，不肯出卖他的恩赐。
富善为了促进译经的事工，主张专职的加速译经。新约圣经的翻译，用了十六年才完成，旧约圣经的工作量更大，按照这样的速度进行，就不知在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委员们的年龄都很大，精力又不如往年。为了翻译工作，归根结柢为了给中国人一本译得合适的圣经，委员们要求各差会，给所有委员全职从事翻译，不要有其他工作缠身；差会终于在1912年答应他们专门从事翻译。
这是译经工作的转机。从此可以看出富善对中文圣经事工的认真，对文字事工的认识，使他重视译经。还有一件事，也看出他的卓见。那时，译经的委员七人，都是来自英美的洋人，他们各带一个中国人，作中文助手。
中文先生参加中文用字的推敲，出出主意…对一些问题有争辩的时候，只有权参加讨论，没有权参加表决。到了富善牧师当主席的时候，中文先生有了表决权。这是一项很大的改变。
这项“很大的改变”，实在有重要的意义。如此的决定，表明谦卑自认对中文学有不足，表明认识在翻译上，所译成文字表达的重要，也表明肯定中国人对译经工作的贡献：他们不是给洋人雇来的洋人工作，是为了中国人的灵魂而为主工作。相信赋予中国人对中文用字有决定权，会有增进品质的结果。盼望今天任用华人的洋人，和为洋人任用的华人，都能有这个认识。

在译经过程中，参加的人认真讨论，辩论，以致争论，由会议桌上延展到餐桌上，争论不休。还是贤慧的太太们想出办法，他们“自愿大声音朗诵故事，让丈夫们边吃饭边听故事”。这样才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也维持了礼貌。
全部圣经的翻译，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八年时间。参与译经事工的委员，前后有十六人；有的因为工作关系，中途辞职，有的大功未成身先死，中道辞世。从始至终参与工作，而又得亲见和合本圣经出版的，只有富善牧师一人而已，可谓善始善终。
中文和合译本的完成出版，不但是中国教会的一件大事，也是历代翻译史上的一项可记述的辉煌成就。在文学上，开白话文运动的先河，有甚大的影响；在属灵方面，使中国信徒统一的领受神的话，为复兴和增长铺路；在教会内，和合译本的问世，代替了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逐渐成为全华人教会公认的唯一经典，是真理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