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日益分裂的世界，这位牧师—神学家的属灵遗产是走上自我要求更高的路，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几乎没有人比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更有资格获得“凯波尔改革宗神学和公共见证卓越奖”（Kuyper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Reformed Theology and Public Witness）。这本来会是个了不起的职业生涯中的顶峰成就。
凯勒在曼哈顿的救世主长老教会（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讲道时，将改革宗神学应用于美国文化的核心。他与妻子凯西（Kathy）在1989年创建了该教会。凯勒在他的著作里将凯波尔（Abraham Kuyper，神学家、曾任荷兰首相）提出的“职业神学（theology of vocation）”介绍给世界各地新一代的基督徒。后者的异象强调，神在祂所造的“每一平方英寸”都配得荣耀。
但许多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以下简称PTS）的学生和校友的反应表明，当凯勒于2017年卸任牧师职位时，美国的文化与1989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凯勒对女性受按牧和对同性恋的看法与PTS和其他主流神学院的普遍观点相悖，更不用说更广泛的文化了。
但若按照这个“文化会不断进展”的标准，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同样没有资格获得他自己创办的这个奖项。在各种倡议团体的压力下，PTS领导人取消了授予凯勒2017年凯波尔奖的决定（此后，该奖由加尔文学院主办）。这位著名的牧师似乎即将成为不断扩张的文化战争中的又一个牺牲品。
或者并非如此。
虽然凯勒没有得到这个奖项，但他还是同意在PTS演讲。 PTS不愿意将奖项颁给他，但他仍接受了他们。尽管演讲开始前遇到一些抗议的声音，但当凯勒于2017年4月6日登上讲台时，他受到热烈掌声的欢迎。当PTS校长克雷格·巴恩斯（Craig Barnes）宣布散会时，他再次感受到凯勒有多受欢迎。
我虽然没有参加PTS的讲座，但我能理解人们对凯勒的令人惊异的热爱。
作为20世纪90年代末（那时我十几岁）归信的一个福音派信徒，我知道我的信仰在权力的大厅里不受欢迎，无论是在精英私立学校的教室里，还是在美国众议院的办公室里。我从未指望我对基督的热爱会使我受人欢迎、出名或富有。我只想忠于神、顺服祂的话语，无论祂把我带到何处。我想毫无保留地分享我的信仰，甚至在敌对的人群中。
在2007年，我找到了一个楷模，是他示范了如何在美国最世俗的环境中做到这一点。提摩太·凯勒用他所处时代的语言大胆地分享福音，没有贬低世俗文化或对他们要求任何东西，仅仅要求人们信靠及信任那位对我们永远信实、值得我们相信的救主。
当9/11的悲剧让位于一场新爆发的、更激烈的文化战争时，凯勒展示了一种不同的回应方式。2007年，身为《今日基督教》的副编辑，我报导了凯勒共同创立的《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TGC）的第一次公开活动。对和我一样在充满争议的21世纪进入成年的年轻基督徒而言，凯勒起草的福音联盟《事工神学异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遵循的方向。
凯勒帮助我们以耶稣的福音为中心，这意味着“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使基督徒充满谦卑和盼望，温柔却勇敢。” 圣经所传讲的福音不像传统宗教那样，要求人们要先顺服才能被神接受，也不像世俗主义——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使美国文化更加自私和个人主义。
凯勒和他已故的朋友杰克·米勒（Jack Miller）所传讲的福音是这样的：“我们的罪和缺陷比我们愿意相信的还要多，但在耶稣里的爱和接纳比我们敢于盼望的还要多。”
在敌意中坚立
凯勒的信息既深入人的头脑知识层面，也能深入人的心灵，这在牧师中是很罕见的。凯勒在书里向人们介绍了ㄧ些社会批评思想家，但他们的著作我几乎无法靠自己读懂。成对比的是，凯勒的书在我心中留下简单但深刻有力的信息，一致的强调恩典的福音。
你可以在凯勒于PTS的演讲中见到他信息里的活力，该演讲与莱斯利·纽毕真（Lesslie Newbigin）1984年在PTS的沃菲尔德系列讲座（Warfield lectures）相呼应。在这些讲座中，纽毕真主张对已进入后基督教时代的西方文化以“宣教式的方式”来互动。这些讲座后来成为1986年出版的《对希腊人而言为愚昧：福音与西方文化》一书。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教领袖能同时宣称继承了亚伯拉罕·凯波尔、著名的老普林斯顿神学家沃菲尔德（B.B. Warfield）和宣教学家莱斯利·纽毕真的属灵遗产。
但这就是凯勒的恩赐。这不是我在说客套话，他确实从未停止学习和成长。在我撰写的《提摩太·凯勒：他的属灵及才智塑造》一书中，我以树上的年轮来形容凯勒的才智和属灵成长。
凯勒保留了他从本世纪中期的英国福音派人士，如巴刻（J. I. Packer）、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和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那里学到的福音核心信息。他逐渐将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N.T.赖特（N. T. Wright）和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等不同作家的观点融汇贯通。同时他也以某种方式将这些思想与凯波尔、沃菲尔德、纽比金以及他们之间几十人的理论综合起来。
凯勒的最后一项任务，即他留给我们的伟大的未完成的项目，是为21世纪的西方世界制定一个宣教路线，这个路线与他所成长的1950年代的宾州阿伦敦市（Allentown）的中产阶级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凯勒甚至不相信他在纽约的成功事工能为他的后代提供多少指引。凯勒跟随纽纽毕真的思想，而纽比金认为后基督教时代的西方是有史以来最抵触、最具挑战性的宣教前线阵地。
原文出处：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3/may-web-only/tim-keller-death-pastor-theologian-church-legacy-zh-han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