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1年在香港出生，浙江慈溪人，感谢主，是家里第四代的传道人，在一所敬虔的神学院校园里渡过了人生的头十四年。父母亲是神学院与中学的教师，每天一起屈膝祷告。学校规矩很严格，不许抽烟，喝酒，跳舞，打麻将，玩扑克牌，看电影。不过生活蛮西化，因为学校的总部在美国罗省。还有一点，香港是一个讲广东话的城市，不过学校里的阿姨，婆婆等大部分都讲普通话。所以从小得懂普通话。父母亲是英语老师。父亲话不多，衣穿端正，学生称他卫生大王。家里必备公筷，外面的冰淇淋只许吃牛奶公司和安乐园的，别的都不干净。家中经济不富裕，但每月必定有特别买水果的预算；无论如何也给我们小孩子学钢琴。
九岁那年，主日学老师，也就是父亲的学生，教我们约翰福音三章，让我们回家接受耶稣基督作个人救主。回家时，就照样作了。非常单纯，没有戏剧化的改变。时为1960年十月中。不过开始读圣经，也参加校园里的青年团契。每周听灵修部分享，常看着她哭，知道与神的关系是要挣扎的。
十四岁那年，1965年八月，参加了两个夏令会。在第一个营会中流泪认罪悔改。在第二个聚会，今称香港英语培灵会，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聚会完了第二天早上，把自己献给主用，全时间服事主。当时对事奉没有任何认识，只想向去非洲做宣教士，此外什么都不懂。
这样平平安安地，就过了十四年。神给我看见周围长辈的敬虔，培养了一个单纯的信心。小学在邻近的培道小学，是中文学校，不过英语老师很好。
中学是英语学校，不过中文老师很好。同时学习钢琴。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作一番事。爱神，服事神，是人生当然该走的路；我并不知道另外还有什么路。
奉献传道三个星期后，我们一家到了美国。父亲已经在惠敦读神学，我在那个芝加哥的近郊完成了第十，十一年班，等于高一，高二。两年中享受了美国信徒的爱心，也学会在美国社会里生活。每周六早上，去洗衣店洗衣服。虽然从小就学钢琴，不过在那两年，在那小镇里接受了一生最重要的钢琴功课。那位黑人老师给我一些原则，现在还在用，而且也用在别的学科上！1967年，父亲接受费城华人教会邀请，前往牧会。那是一间六个主流宗派合作支持的教会。在费城我完成了最后一年的中学，那是一所公立中学，学生都是男生，大部份是犹太人。教会人不多，我开始接触到第二代土生华裔青少年。每星期六必帮父亲打字，制作主日周刊。在美国三年的中学时期，都有做部分时间的工作，有时是送货，有时在超市帮忙，有时在救世军的营地做儿童辅导。我的人生视野开始扩大。对奉献如何兑现，甚不清楚；只感觉教会与社会的距离很大。
1968年开始读大学，进了费城的宾州大学。那是嬉皮士的时代，年青人什么事都与成年人抗议，满脑子理想，反对越战，反对军事工业与政府联手打仗。校园整天好象在革命一样。老师中也有一位嬉皮士。当时在费城查经班里有西敏寺神学院的华人学生，教导我们归纳式查经，也同时给了我们一些神学和护教的知识。他们日后创办了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当时我意识到，要服事神，必须接受正规的神学训练，而人文科学是最好的准备。因此我主修历史，其实是修西方哲学历史。1971年毕业。大学期期，读了章力生博士的《人文主义批判》，和薛华的《理性的规避》，这两本书打了很重要的护教基础。护教与神学给我知道，小时候经历的单纯信心，是经得起理性的考验的！不过，最重要的是预备查经的操练。自从1968年开始参加基督使者协会的夏令会，并参加各方面的事奉。
1971年的夏天，王永信牧师派我到菲律滨短宣。当时短宣这个名词还没有发明呢！在那里五十九天，一生中第一次讲布道会，第一次户外布道。第一次在股票行带领查经。留下难忘的回忆。1971秋，进西敏寺神学院。所领受的改革宗神学，终身备用，不过当时不太懂得如何在华人教会中宣讲。
西敏寺神学给我最深的影响是：既然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就应该常常悔改。还有，地上的教会是神所重视的。神是我们人生每一层面的主。圣经是我们最高的准则。范泰尔的护教神学，是我一生不忘的。1970，1973年都参加了美国校园团契的学生宣教大会，在伊利诺大学举行。听到史托特牧师一流的解经讲道，也更扩大事奉的视野。至于事奉道路，仍不清楚。
1972年结婚，孩子在1974，1978年出生。1975-76年读神学硕士，主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考验是否读博士的材料。1975-76差不多去了耶鲁大学旁边一间华人教会牧会，不过神学生奖学金委员会的张邦衡弟兄劝我，有能力就应该为了神的国度读博士班。结果我听了他的劝导，1976-1980四年，在天普大学读中国历史与教会历史。周末在教会事奉，头两年在纽约唐人街一间长老会做青年工作，第三年在普林斯顿一间刚成立的华人教会牧会。
在这阶段，神给我操练讲道的机会，也学到一些功课–青年传道应学习顺服！当时我没有好好学会。那几年内子特别辛苦，每周末长途带着孩子，不是去纽约，就是去普林斯顿。还有好几年打工维持家计。我对教会的热爱开始培养出来。
1979年，快要毕业时，考虑到华人教会，机构都有很多的需要，很多的邀请。可是自己觉得需要有事奉训练的机会，于是申请加入美国长老会(PCA)，这是一个非常注重宣教，植堂的宗派。他们派我到纽约植堂。在美国南部教会述职，学到很多功课。美国人教会特别懂得如何接纳外面来的新人。 这六年，1980-85，我开始学习了解破碎的生命，开始发现神学院学的不够在实际派用场。知道自己不会个人布道，所以去学了叁福布道法。经果经过了几年，教会有六十多人。1986-89我在长老会的总部服事，主要在华人中找植堂的传道人。神没有给我们新同工，1989年我离职，在六四之后那段日子，与陈济民，刘少平，与麦裕沛三位弟兄成立了中华展望。
中华展望原来的目标，是参与北美中国学者的福音事工。1989-92我们探索北美的中国大陆学人事工的需要，同时拜访各地的福音工作。1992-95，我们支持了两家大陆学者进神学院深造。今天他们都是知名度很高的传道人。
当时我在芝加哥唐人街牧会。这是一段充满着挑战的时期。大陆学者有理想，思考能力强，要在短期内学到神学。大陆学者信主之后，不一定熔入固有的华人教会。华人教会有多年的传统，新来的无论是传道人或学者，都得学习适应。我跟几位神学生，传道人，走过了一段开荒的路。在人群中，在一千对眼睛下，我为自己里面的自卑感，无助感挣扎。深深觉得缺乏安全感。后来主帮助我胜过了，没有特殊经历，只知道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就够了。
1994-97我在惠敦大学，葛培理中心负责中国事工部，同时在几间神学院兼任几门课，如亚洲历史，中国基督教历史，福音与中国知识分子等。在芝加哥有机会深入了解美国福音派高层领袖的作事方法。看到外国人很爱中国人，但不都有智能。在那几年中，我的事奉焦点从牧会转到为华人教会的信仰护教。1993年二月，在神面前写下这个负担。
1997夏，内子接受了加州一家基督教银行的邀请，我们搬到罗省来。生命又起了大转变。南加州位于太平洋海岸，与亚洲接触容易，是一个年轻的社会。
华人教会，机构很多，像是海外华人基督教的总部。教会方面，我们加入了西区圣道堂的服事，是一所单纯，同心的教会，二十多年来向大学生传福音。
中华展望在这阶段修改了我们的工作目标，专心从事神学，护教工作，为的是维护华人教会的圣经信仰基础–透过出版书籍，从事短期神学讲座。神开了东南亚的门，我经常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上课。主也赐我机会在中国学者中间从事神学教育。看到下一代的领袖兴起，觉得责任重大，他们对我们一代的期望也很大。
在现今阶段，深深感到人生的短暂，有生之年能为主作什么呢？给下一代留下怎样的信仰遗产呢？小时候经历的敬虔，能否传下去？大学时期学到的人文哲学，现在正在影响华人神学界；如何回应？愿主开恩，让我忠心到底。
